曼努艾尔.巴鲁艾科--巴尔蒂摩访谈录（三）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大卫.雷诺斯
翻译：潘杨

迈阿密的生活

我们谈话的大部分内容集中在巴鲁艾科对在古巴生活与演奏吉他的记忆上。故事并不令人高兴，对在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成长所遇之挫折的记忆犹深，即使漫长的岁月也不能抹去一丝。

"那是我生命中极其困难的一个时期，极其困难。人们忘记了当时那不是场共产主义革命。我可以给你听盘磁带，里面卡斯特罗曾说我们并非共产主义者。过了些时候革命才被宣布为是共产主义的。并非革命而是人民掌权，因为他们不是为共产主义而战斗的。当时有些人不让他们的孩子去学校，担心遭到洗脑。所以那两年我偷偷地跟着一个老师学。实际上我回到了共产主义学校但面临着困难。因为若你不是个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你就是个gusano（worm这个词的正式表达形式，意即在古巴的那些非共产主义者的人）。我记得在学校时被一个老师叫我闭上嘴别说话，因为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那就是我当时的生活方式。你知道对你而言最糟糕的事可能是担心有些什么意外会落到你家庭的头上。我母亲恰好是那种无法控制自己会说出些不利政府的话的人。你会担心她可能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真是让人胆寒。"
曼努艾尔离开古巴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被禁止带任何东西，他后来从朋友和老师那里借了不少的吉他。
"实际上无论怎么说，我仍在录音时使用的Ruck吉他才算是我真正拥有的第一把吉他。在古巴，我家里有把吉他，不过琴弦距指板看起来有一英寸，太高了。当我开始显露出我的一些天赋时，我有个表姐借了我把Yamaha。音乐学校有把为我制作的Aquilino Pérez吉他,他们把琴给我演奏。我把琴给弄坏了。我和一些孩子很粗暴地弹它，结果我把面板弄出个洞。当我们去新泽西时，雷.德.拉.托列借我一把Miguel公司的吉他，我一直使用到1972年，之后我买了Ruck吉他。"

"如果说我害怕生活在古巴的话那么我甚至更害怕去美国。因为我们所听到的都是那些暴力、犯罪、不可一世的美国佬，以及他们是如何地看不起我们。老实说当我下飞机时我吓呆了，人们看起来要像我们开枪。那种不被人用枪对着的感觉真好。与多年未曾谋面的家人见面让我有难以置信的兴奋和些许神秘感。我对这个国家的财富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在迈阿密时胡安.莫卡达尔（Juan Mercadal）就从那时起教我并且不收一文。他觉得他不能那样，我们也没钱。"

如果说在迈阿密时巴鲁艾科的状况是变好的话，那么没多久他的快乐日子就嘎然而止了。1968年整个家庭从佛罗里达搬迁到了新泽西的Newark。这对于演奏家而言产生了不小的困难。他停止演奏达一年半。
巴鲁艾科的生活中除了音乐就没有其他的方向了，所以他先从三个提供吉他课程的音乐学院的招生指导办公室那里拿了目录。它们是：皮博第、马内斯（Mannes）、波士顿音乐学院。他向每一所都递交了申请。

他在巴尔蒂摩给阿隆.谢勒（Aaron Shearer）试奏，尽管这次演奏得不是很完整。谢勒致电给巴鲁艾科告诉他学院可以给他提供全额奖学金。

"谢勒先生，我不得不告诉您，"对于录取通知巴鲁艾科说道，"我已经没怎么练琴了，我不知我是否还能再开始。我真的不知道。"

"不用为此担心。"谢勒同情地答道。 巴鲁艾科没有担心。
"头一两年我是个挺坏的学生。我不做练习。我老是参加party，那真是糟糕极了。我在上课前才练习十五分钟，我是说一个星期都这样。那就是我的生活！"

"我和谢勒的关系不太好，相处有点困难。后来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和吉他之间存在些什么东西而我不知为何。你必须认识到从我儿时起我就确信吉他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世界因为吉他而存在。我的意思是对我而言它就是相对于身边一切事物的精神庇护所。此后我对自己说，我得开始去试一试，看看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便开始练习，这真是太难熬了。我的练习缺乏动力和目的。后来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要开始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若做的好我会继续努力，否则我就要放弃吉他。"

巴鲁艾科没有放弃吉他。他赢得了Concert Artist's Guild比赛，与国家交响乐团签约。而后有在著名的多伦多吉他比赛上获得亚军，在这次赛事上他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他与吉他的关系并未改变，而是他自己变了。他不再仅寻求与吉他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而是更多的将他对吉他的爱与对其高度的责任感融合在一起以达到这乐器对他的要求。
"我不是那种随便拿起琴就弹的人。我从来都不这样做。当我年轻时我还真的和吉他共眠呢。现在我不作太多的琴上练习。但我也会有耐久力的问题，实际上我在吉他上练习的时间仔细算来是三个小时。我练习45分钟而后休息15分钟，再练习45分钟。然后放松两个小时。接下来又是练习45分钟休息15分钟再练习45分钟，就是这样。因此我要在练习时间里做好，使练习变得极有效率。"

关于奇怪和无趣的
我想知道曼努艾尔对他现今所遇到的年轻一代的演奏者们的印象如何。
"从最高的层次而言，我感到很烦恼。我已太多次见到年轻的演奏者们，那些非凡的年轻演奏者们，他们认为自己已相当的'专业'了，便止步不前了。他们这样做浪费了许多时间，这让我十分烦恼。他们或许能成为技术超群的演奏家，但在艺术上却没有发展。吉他的世界是一个特殊的、相对封闭、少数人的世界。你要当心不要被限制在其中，也不要对其过分苛责。我喜欢这个世界，我们的眼界要更加开阔。因为有了这些不同我们做的事便是奇怪的且在音乐上真的很无趣。我在不同地方所听到的一些学生的演奏可说是最好的。如果我们都得要重新开始，那么吉他世界将会完全不同。我想会发生的就是每一代都比前面一代更优秀，而我们若从头开始将几乎无一可以（在吉他世界里，译者加）幸存下来。"

当我们上次见面时，我还是个学生，而你是大师
真是岁月弄人，巴鲁艾科讲课的所在正是他二十五年前曾经与自己、吉他及他的老师谢勒抗争的在皮博第的同一个音乐厅。当巴鲁艾科在走廊上与马诺利托（Manolito）擦肩而过时，达斯.威德（Darth.Vader：《星球大战》里的黑衣勋爵）熟悉的台词在耳边响起："当我们上次见面时，我还是个学生，而你是大师。"
巴鲁艾科对于自己在上课时的错误时非常诚恳的，他全心全意地将他的经验告诉年轻的音乐家们，努力引导他们。
"我学到了一点，你是无法教好那些自己就不想去学的人，"他笑着说，"我现在明白啦。"
"你想在教学范围上有所扩展吗？"
"我可以吗？"演奏家开玩笑地答道。
当我和巴鲁艾科坐在一起谈论教学与练习时我被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信念想法的坚持所感动。不论是与谢勒共事多年还是对这学院的吉他教学方法，原则等耳濡目染多年，他的想法依然保持原先的样子。并且由于如今他自己已在教学上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也许会变的更加明显。
"谢勒对吉他界贡献了许多，但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他对于成为一名演奏家有自己的看法。我曾经问他'你设想的吉他演奏家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问题，他则大笑起来。我们一起工作，有些目标却不尽相同。我不是那种尽管自己并不认同某些事但别人要我做也会去做的性格的人。所以有时我们会有些麻烦。如果不是因为谢勒我大概也不会是现在的我，倘若我一切都从头开始的话我还会跟他学的，并且也还将和他争论。我肯定会这样做的。"

种什么就得什么（plant--吉他音乐术语中是"定位"之意，作者可能是用作双关语）
右手手指的定位问题大概已经取代了"留不留指甲"而成为了吉他历史上最受争议的问题了。没有人会真正对他们所讨论的达成共识，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有趣。
"对我而言宇宙中的一个重要的秘密就是关于定位的全部。"巴鲁艾科说道，"我不刻意去做，我所要做的是第一时间形成正确的动作。我放慢速度进行练习。我使用慢速明确手指的动作并使其停靠在正确位置。我设想为与太极相类似的平滑连续的动作。如果你认真观察手指的运动你会发现并非是连续的，而是带有一点急促像抽筋似的。我尽可能地控制动作，而当你动作更慢时你会发现难度更大。我尽力使动作变得平滑，让动作正好到琴弦的前面，而不是比所需要更远的距离。这样就会停在正确的位置。我愈加相信要做好练习就是放慢速度并确保动作的正确。"

明年在古巴吗？
一年前在一次大师课结束后，我与一个古巴人谈起我最近的古巴之旅。他不以为然地听着，并以一种相当肯定的口气说道："你知道年内卡斯特罗就会死了。"像这样的讥诮之语已经多年存在于居住在佛罗里达海峡两边的古巴人的心里。格罗丽亚.依斯特芬（Gloria Estefan）的歌词中唱道："永远来了又去了。"而卡斯特罗仍然继续改造他的革命，排除万难坚持下去。并且克林顿政府最近已经为向这位独裁者不断敞开大门作了许多工作。其时生活在这岛上的古巴人会告诉你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并确信宣称"我是个到处闲逛找乐子的美国佬"的美国人是有罪的。

我问巴鲁艾科什么会使他在下个世纪回到古巴的舞台。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我们继续谈起来。
"我相信生活是非常宝贵的。我深信坚持自己作决定和自由对于一个人要过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重要性；不论是单独生活还是集体生活。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无法做出强迫人们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这样的事来，哪怕是会给人某种这样错觉也不行。"

这对于曼努艾尔.巴鲁艾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可以感觉到，虽然他充满愤怒，但是他意识到自己在流散在外的古巴人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事业中。而音乐，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对和平改变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莱奥.布劳威尔曾根据一个故事为吉他写过一首标题音乐作品，这个故事是说一个音乐家被驱逐出他的国家，在国家陷于困境的日子里受召唤回国，领导他的人民争取胜利。
"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压抑因为那里发生的事而引起的愤怒的话，我才会放下面子去的。否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们不止一次想叫我回去。最近一次刚好碰上有古巴人坐筏子想过来时遇难。有人这样问我：'你会怎样过来？'我说老兄你在开玩笑吧。（你认为）我会不顾一切地支持造成这样惨剧的做法吗？"
"我一直很重视在世界各地与我古巴同胞的会面。若你与他们交谈了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就会开始哭泣。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我不能冒着被当作那种好像是认识到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伟大辉煌而要回去分享他的音乐的家伙那样的危险回去。如果是这样，接下来将没有任何办法，不能通过任何媒体说明这不是真的，并非人们所见那样。这是因为他们要这样做，他们要这样做啊。"

在录音机关掉后的很长时间里，曼努艾尔.巴鲁艾科依然激动地讲述着关于古巴的情况以及卡斯特罗政府给佛罗里达海峡两岸制造的困难。这位吉他演奏家努力追忆着那些对于人民以及他们所在的那些地方而言交织着痛苦、压抑和悲伤情感的故事；如同他追寻在那幅圣地亚哥的小地图上现在看来似乎不知为何消失或是被改变的遥远的街道一样。

"在美国古巴人确是属于被遗忘的人群。随着岁月流逝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悲剧发生：家庭被拆散，人们在有机会见到他的祖国或爱人之前生命便走向终点。"
"你能体会这些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吗？" 巴鲁艾科问道。他听起来很失落。
"我年纪越大，就见到越多这样的事。那种感觉便越加强烈。"
我们在巴鲁艾科的古巴专辑中的小册子里划了一段话。
内容如是：
"佛罗里达海峡横在哈瓦那与迈阿密之间。许多古巴人为了追寻他们的梦想而殒命于这片水域。谨以此专辑献给那些遇难者及他们未完成的梦想。--曼努艾尔.巴鲁艾科"
（全文完）

吉他岛2004年7月18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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