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愚昧腐败和无诚信引来的战乱[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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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李重） 笔者从小满脑子反日思想；因为教课书和媒介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日本人的种种恶行，近的有二战侵略中国，不近不远的有甲午之战，远的有倭寇扰我华夏。对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两次侵害历史事实，不论持什么观点的历史学家和各方记录的历史资料都是确认的，虽在一些事件上持不同说法，但对基本事实都认账，并有不少回顾评论反思文章不时见诸于媒体和报端。 奇怪的是很少见中日两国有人对四百多年前的倭寇祸乱中华的起因进行回顾评论和反思，使我们对此事处于说知好像不知，说不知确好像又知的状态。也许笔者坐井观天，笔者原来对此事的了解，仅限于教材书上介绍戚继光俞大猷成为民族英雄的原因时提到倭寇祸乱中华所介绍的只言片语，从这只言片语中才知道中日两国的交往史上还有这么一档子事体。 笔者一直困惑的是；既然有这么一档子事体。为什么鲜见有人对它进行考据评论？是不是我们的明代祖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做法不想让后代知道？是不是从明以来的历史评论学家们都在为我们的祖宗讳而不置一词呢？ 倭患的真正起因是什么？倭寇在中国的南方沿海诸城攻城掠夺，有没有像农民起义那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经济要求？如果没有政治要求，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有组织的侵略行为？还是日本国内个别军事集团偶然的军事行动？抑或是大股日本海盗的海盗行为？ 如果把倭患解释成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好像于理不通，因为当时日本处于室町时代晚期，此时距丰臣秀吉统一日本还有几十年，国内基本处于分裂状态，无力派兵攻击大明朝。如果把倭寇作乱认定为是一般海盗行为，则更说不出道理，因为海盗行为根本用不着当时中国的大明政府动用像戚继光和俞大猷这样的著名军事将帅率大明正规野战军历经四十年才平定了这次倭乱。而这要比近代八年抗战还多费了三十多年时间。 更使笔者不解的是，来华做生意的倭番在中国，人生地不熟，也不懂兵事，居然能掀起那么大的波澜，持续时间又是那么长。历史真相会不会不是明代的官方文人记录的那样？是不是倭人得到了中国部分下层官吏和老百姓的支持？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援助，倭患无论如何不可能持续那么近半个世纪。我们现在以清初编著《明史》的作者给倭人下的定论为历史结论是否合理呢？因为在明代别的问题上我们的教课书都是与《明史》作者的观点持相反态度，比如说在李自成张献忠是盗匪还是农民起义军的问题上。 笔者是个工科出身的地摊小商，非历史科班，基本不懂历史。确一直不知天高地厚地想为这个问题找到些许头绪。在经商之隙，喜欢翻弄一些史料，近日得闲，在本文中提出一些关于倭患的拙见，不揣见笑于朋友们。 （一） 明代中日两国朝贡通商历史背景及倭患的起因 （原作/李重） 十四世纪初的日本人就像现在的中国人记恨于日本侵华战争一样，一直记恨于元帝国自建国初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持续多次派兵进攻日本。 元帝忽必烈在灭亡金国，讨伐南宋，征服高丽后，统一世界的心绪大开。听人说日本列岛是富饶之地，遂派水师攻日，最后一次是在一二八一年，大将范文虎，率兵十万，由对马海渡海进攻日本，因渡海时遭遇风暴而无功惨败返回。虽然元军屡次进攻日本都由于大海隔绝，部分登陆的元兵虽勇猛，但后继部队跟不上和后勤供应不上而失败，但确给日本也造成了不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由此引起中日两国在此后的五十多年互不往来，直到元朝灭亡，大明朝兴起。 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就派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带着大明朝封赐玺书，欲与日本重修关系。 日本实力最大的足利义满源良怀接受了大明皇帝的封赐玺书确不相信大明特使的话。他对特使赵秩说；当年蒙古人就当面说好话，口头上说与我们修好，背后以大兵偷袭我们，他们派来的特使也姓赵，你这个赵秩是不是那个蒙古特使的后代啊！又来诳骗我们，再以大兵进攻我们。而赵秩确不慌不忙，向日王解释：大明朝已平定蒙古统一天下，为日本曾受到元兵的进攻道歉，灭亡元朝也为日本报了仇，出了气。大明皇帝如何英明和广施仁义！大明的军队如何勇猛，与大明朝贡通商对日本只有好处无坏处等等。在赵秩恩威并重的说辞下，受封日王源良怀终于被说服。其实也不是什么说服，只是源良怀在通商利益的引诱下，在明朝军事实力的威慑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并主动向大明皇帝上表，请求两国修好和建立朝贡通商关系。他上表如下： 日本国王臣源表：臣闻太阳升天，无幽不烛；时雨沾地，无物不滋。矧大圣人明并曜英，恩均天泽；万物向化，四海归仁。钦惟大明皇帝陛下，绍尧圣神，迈汤智勇。戡定弊乱，甚于建瓴。整顿乾坤，易如反掌。启中兴之鸿业，当太平之昌期，虽垂旒深居北阙之尊，而皇威远畅东滨之外。是以谨使僧圭密，梵云，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观清光，伏献方物生马二十匹，硫黄一万斤，玛瑙大小三十二块（计二百斤），金屏风三副，枪一千柄，太刀一百把，铠一领，砚匣一面（并匣），扇一百把。 为此谨具表闻。 双方商定；共同围捕对马海和台岐诸岛的海盗。为朝贡和民间通商扫清海路。双方设置中日专用通商口岸，民间可自由通商。日王最少十年朝贡一次，朝贡船二艘，不带兵器。 此后源良怀正式受封为日王，并派遣使者，带着贡物并送还日本海盗掠夺的中国人口，回访大明。后来日王又把捕获的海盗头目献俘大明。至此两国关系正式修好。 为了使日来华朝贡通商不与其它国家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互相干扰，中方将对日通商的口岸设在宁波，并设专职机构市舶司负责日来华朝贡通商并由明朝财政部门派出专职主管太监任市舶司的头头来处理朝贡和通商之事。朋友们肯定会有疑问，为什么要派没有小鸡蛋蛋的太监当市舶司的头头呢？因为宫里派出的太监最知宫中缺什么用品，哪些用不完，要卖掉，哪些不能卖。再说给皇上的贡物没有皇上身边的人来把关那能行啊！（原作/李重） 其实所谓的‘朝贡’，不过是双方皇家互通有无的通商行为而已。这是为满足于大明帝王的所谓‘四海称臣朝贡，天下归心’的虚荣心的变种说法而已。而对双方民间来说，‘朝贡’就是通商或做生意，是互通有无商业行为，跟‘四海称臣’沾不上边。因为当时的所谓‘附属国’只要有‘朝贡’，中国则必有所赐。所贡之物如是珍宝，所赐之物也须是珍宝，虽东西不同，且价值应大致相等。如无所赐之物，则必须以同样价值的货物相回送。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朝贡的规矩，唐宋以来的各朝也一直遵守这个规矩。这实际上是皇家官方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 所谓‘四海称臣朝贡，天下归心’完全是历代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向人民表明自已威加海内外宣传。如果只有‘朝贡’，没有同等价值所赐，那天下恐怕就没法‘归心’了。 那个时代买卖进出口商品的地方官方称作 ‘贡市’。皇家和官宦之家把自已用不完的属于生活类贡品拿到‘贡市’上卖掉。日本民间商人把从日本跨海运来的商品在市舶司登记后也拿到‘贡市’来卖。‘贡’是官方与外邦的国际贸易方式。而‘市’则是官方和民间与外邦的交易场所。后来的‘舶来品’一词就来源于此，意思是由外邦用船运来经过市舶司许可的可上市买卖的合法商品。参预这项工作的中国和日本人都赚到了钱，许多人成了富翁。 当时的许多日本人特愿意当贡使到中国来，因为他们除了办理官差有俸银和好处外，还可利用官方通关文书和官船挟带货物做自已的贸易。当时除了为日本人当‘通事’的中国人外，为与中国通商的其它国家当‘通事’的中国人也不少，像荷兰，意大利，阿拉伯等国，这些‘通事’，也就是旧社会所说的‘买办’，这些人还兼有带翻译作用。 一时两国民间贸易额和参预经商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但当时日本王室裒弱，国家分裂，无力有效控制各地的军阀领主。在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交往中，大家都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利益。这样就有多个积极性很高的‘日本政府’和‘政府机关’几乎年年都派贡使到中国来朝贡，民间通商的积极性就自不必说了。 这样一来，到中国的贡使就不止一个了。大家都有日王的贡使册封文书。大明政府市舶司的主管太监开始很迷糊，不知道怎样处理，想搞清真假，可到后来干脆就以中国人的特有方式——以个人好恶和交往关系及贡使行贿的多少来办理这许多大大小小的朝贡事宜。这就给以后形成倭患埋下了种子。 公元一五二三年（嘉靖二年）五月，是日本诸道来大明朝进贡到达的日期，日本方面几个贡使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市舶司的老业务关系老熟人。日国内两个实力最大派别，一个是左京兆，他派遣的贡使叫宗设。另一个是右京兆，他派的贡使叫瑞佐和宋素卿。双方先是争到大明的顺序先后。在招待宴会上又争座位上下。这个宋素卿本是个中国人，早几年去了日本，也算是留学东洋华人的先行者。现在是以副贡使兼通事的身份来中国。他对大明政府的腐败和市舶司的运作很了解，他通过行贿收买了管事的太监，每次不但先给他验收货，还多验。并指使收了贿赂的市舶司官员处处为难宗设，从数量上少验或从品质上压低宗设的朝贡货物。宗设一肚子气没地方撒，这回借着招待宴会的座次问题向自已的同胞发作了起来，双方打了起来。 这样的事，如果市舶司管事官员主持公道，本不会发生大事。可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的人提供兵器，向对方反击。可宗设人多，武艺也高强，砸了宴会所在地嘉宾堂，抢了市舶司的东货库。不但杀了宋素卿，还追杀瑞佐。瑞佐从宁波逃到绍兴，宗设带人追到城下。绍兴的守城明军不让宗设进城捉拿瑞佐，宗设又攻不下绍兴城池，大骂中国人不主持公道，为人不公平，只好悻悻而去。但沿途确开始报复中国人，驻淅明兵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琏，百户刘恩，胡源，先后被杀，首次倭乱就此开始。（原作/李重） 从第一次倭乱来看，中国大明政府的腐败和愚昧的外事政策是引起倭乱的起因，我们一些当政的中国人不像外邦之人，擅长利用别人内部的矛盾，使自已获得最大利益，反过来，为了个人一点点的利益，不顾甚至出卖国家利益，把别人内部矛盾引向自已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典范。 这样就把本来是日本贡使的内部之争演变成了日本贡使与中国大明当局之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还是可以挽回的，可大明市舶司的官员们为了推卸责任，不向上禀报真实情况，使大明政府当局愚蠢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撒销了市舶司，并禁止对日通商。这对已兴起的中日商贸来说，不谛是当头一棒。那些收到倭人货物还没付款的中国商人很高兴，这一下可不用付款了。而许多交了货还没拿到钱的倭人则傻了眼。同时日本国内为出口大明的货物和已装船在海路途中的货物也有不少。而禁商通告一出，这一切都成非法行为，政府不预保护，许多中国商人向日出口的货物也一下子成了非法走私出境。这项政策给中日两国的商人都带来极大的损失。 ‘朝贡’是你皇家官方的事，你既使不做，只是你一家的事，可民间通商涉及千家万户的生计，岂是能禁得了的。 大明朝政府当时罢市舶发布的通告是以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为由，唱的也是爱国为民的口号，其实这漂亮的口号后掩盖着的是腐败和外交无能和出台政策没有前瞻远见。这‘利益’和‘稳定’漂亮口号的实质是把国家推入不稳定之中，把人民推入祸害之下。 “市舶既罢，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法禁无所施”。这样禁的结果实质上是政府放弃了管理，地方豪绅势力乘虚而入。 当时有人记录了这一事件；“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之利，居者得牙侩之息，故常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豪势得专其利”。当时的沿海居民和日商大多不顾禁海通商的禁令，干起了走私行当。 大明朝的这个政策不但阻碍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推迟了近代中国发展，也给自已以后在清兵南进中受到后倭寇时期的海盗头子郑芝龙出卖而加速彻底灭亡准备了条件。 明代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和愚昧的外交方式是引起倭患的导火索，而明政府因噎废食的禁商政策则把这种小小的祸乱推向了祸害沿海人民达四十年的大大倭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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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没有诚信的经商手法再给倭患添油加薪 （原作/李重） 孟德斯鸠在几百年前就说过：“在中国，欺骗是允许的，一切用暴力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是许可的。” 孟又说：“向中国人买东西的每个人都要自已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 孟还说：“中国人信誉不好尤其是在贸易中，这是因为中国人生活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异乎寻常的贪得欲。” 看来这位西方圣人不但对几百年前中国的商场有所了解，就是对现在中国商界也很了解！（原作/李重） 当明政府放弃市舶管理后，民间自行走私经商陷入了无序之中。孟在上边所说的那些经商现象只不过是一些中国商人的小手法而已。其实一些玩得大的中国商人做的都是拖欠货款，找借口不付款，玩的是不付款又不退货的大把戏。他们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直拖到你服了，拖不起也熬不住不想要自已的货了，这样你的货整个都作为利润装进了他的腰包。这种把戏又玩到了到中国来做外贸生意的日本倭人身上。这样被拖欠货款的日本倭人因行为属于走私而无官方通关及居住许可，只好住在沿海各岛上，等待索要货款。而中国的许多欠款奸商等倭人来讨货款就避了出去，让倭人们多次空跑。而卖给从商的明朝地方官员的货物也是同样下场。 在来华通商的日本商人中，不乏实力雄厚的富豪大户，但也有不少在国内生计艰辛赊货来华的普通商人，还有多家集资的大户，还有是不惜风险借贷购货来华的冒险家。因为海上时有海盗出没，故这些人都在货船上带有兵器防身，他们一般都是把货在华卖掉，再从中国购一些日本市场上紧缺的中国货带回在日本市场卖给日本老百姓，以获得利润。一旦货物被骗，或货物被收而货款要不回来，这经商的资金链条就断了，也无法回国归还赊帐和借款。 而长期居住海岛上等待中国商人还款时也还要吃要喝，等无吃无喝了，出路只有一条，与那些欠债的中国经商官家和奸商们拚命。 “自罢市舶后，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债，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官家之负甚于商。番人泊近岛坐索其负；久不得之，乏食，乃出没为盗。辄构难，有所杀伤。贵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当事者，谓番人泊近岛，杀掠人。而不出一兵驱之，备当倭固当如是耶？当事者果出师，而先阴泄之，以为得利。他日货至，复如然。如是者久之，倭人大恨。言挟国王资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必偿取尔金宝以归。因盘据岛中不去。” 这些奸商真是骗人骗到家了，你倭人想要第一批货款吗！那你就得送上第二批货来，你送上第二批货，我还得让你再送第三批货，不送就不给你第一批货钱。搞得日本倭人越陷越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想出了办法，只好说自已的货是日本国王的，国王说了；要不回钱，就别回来。这简陋的办法根本就蒙吓不住黑了心的中国官商和奸商。 而此时的明政府是不闻不问，这种官商勾结一起坑骗倭人货款的卑鄙经商行为导致倭乱越来越严重。当时的沿海适合居住的岛屿上差不多住的都是要债的倭人，也有许多对日做出口被骗的内地华商。他们的货也被自已的同胞骗了，可他们不敢告官，因为禁商通告发布后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除部分倭人认账吃亏返回日本不再与中国商人做生意外，许多倭人不甘心被骗。既然中国政府不保护正当的商人利益，他们就只好自已来索回欠款了。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形成大股倭寇，或推举有见识的华人做首领或让华人海盗为头，利用海岛做根据地，在用武力讨要货款的同时掠夺沿海居民，并大杀欠账的富豪奸商官商，最终酿成大规模倭患，造成倭寇为乱中华四十年的局面。 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的明军不是他们的对手，最后明政府只好让俞大猷和戚继光另组训练明军进行围剿，这也就是二位民族英雄的出处。（原作/李重） 倭人作乱，其实本也形不成大气候，因为虽然中国的官奸商们把他们逼上了绝路，使他们作战非常勇猛，但他们毕竟都是商人出身，没有经过正式训练。使明政府害怕的是许多中国人也加入了倭寇的队伍，成了倭寇。因为倭人事出有因，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同情。常年的通商来往使不少华人与倭人结成姻亲。再加上在明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矛盾重重，自然在中下层正直的中国商人中也不乏被奸商官商所骗之破落之人，及失掉土地的农民，乡间的凶徒，逃跑的犯人，在官场上被罢免的官吏，失意的文人策士，穷困潦倒的不第秀才和一些同情倭人仇视明政府的人纷纷加入了倭寇队伍之中。这些人做为中国人，既了解当地地理，更了解大明的腐败和政府运作机制和明军的作战特点。这就使倭寇战力大增。在戚俞二位英雄未参战之前的平倭作战中，明军在这些处于绝路的倭华人混合组成的队伍面前不堪一击。当时各股倭寇各自为战，这些无家可归的倭人和加入他们队伍的华人称兄道弟，在战场上勇猛无比。 以一五五二年四月攻淅江台州，破黄岩，掠象山定海的当时最大一股倭寇为例，这股倭寇的头目是个中国人，叫汪直。安徽省人，因事亡命海上，成为这只势力最大的倭寇头子。倭人对他特别佩服，很尊敬他，听从他的指挥，愿为他赴汤蹈火。 倭寇本都是日本的农民商人出身，不懂战阵兵法，虽勇但憨，不怕死。因为他们回国也是死路一条。日本国内的债主们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话，既是那些不负债的也破了产。他们一上战阵，就脱光了身子，只穿一条肥大的短裤，挥着日本的三尺宽弯之刀拚命向前，身着盔甲的明军士兵一见他们就吓得抱头鼠窜。 说起来也见笑，各股倭寇都是由中国人做他们的首领。在各股倭寇中，以汪直的这股实力最大。其次是徐海，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多支由中国人指挥的倭寇队伍，为害甚烈。这些身为中国人的倭头，金冠龙袍，海岛称王。他们攻城掠地，专杀富豪奸商和从商的官吏，也掠夺百姓入伍以扩充他们的实力，很有点农民起义军的味道。 说他们是‘倭寇’好像也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他们的头子是华人，队伍中的成员大部分也是华人，他们好像是专为倭人打抱不平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队伍。倭人在这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倒像抗战时期日军中的伪军了，我们当然无法想象如果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各个派遣军司令和大多数基层官佐都是华人会怎么样？那恐怕就不叫抗日战争了，改叫抗击华人指挥的日籍雇佣军战争了。 如此说下去，要是把戚俞二位称民族英雄也有点那个---，因为当年与他二位在战场上作对的战场指挥和计谋对手都不是倭寇，而是自已的同胞，是同胞在指挥，在出谋划策，是多数华人同胞与少数倭人在一起向明军冲锋陷阵。 笔者曾怀疑过：明代专管记录史事的史学家们可能是一伙团结在以嘉靖皇帝为首的大明中央周围的一帮文臣精英，他们操控着舆论导向和舆论阵地的发言发文印刷权，压制不同观点的史学家，不让他们说出写出当时事件详情，故意隐瞒历史真象，有意掩饰社会矛盾和故意美化大明王朝而改笔锋所向，把汪直等农民起义故意写成了倭寇作乱，从而有意人为再树一个或二个民族英雄出来，好把国家内部的矛盾用与外族的冲突掩盖起来。再说自从大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飞死后到大明的几百年里中国一直也没再出什么大民族英雄，正好让戚俞二位填补上这个空白。（原作/李重） 笔者曾见到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的一本小册子上还曾有人把后倭时期的郑芝龙也称为是农民起义英雄（当时笔者没在意），这就让人糊涂了。郑芝龙本是海盗头子，他在崇祯时期被熊文灿招安后为明政府管理海上，靠垄断福建和淅江部分沿海的海上走私而成了能自养军队的兵匪一体人物。如果郑芝龙能成农民起义英雄，那像汪直等人肯定也能封于同样的称号。其实与汪直等倭寇头目相比，郑芝龙比倭寇还倭寇，娶了一个倭女人做媳妇，这就是郑成功的妈妈。而且在他的海盗队伍中也还有许多倭人。他之所以没有被史书称为倭寇，是因为他没有处在大规模剿寇时期，他也没有带着倭人海盗攻城掠夺，他活动的地点只限海上，且年代比汪直等倭寇晚几十年了。当然我们不能以郑芝龙的行为否定郑成功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父子俩不是决裂了吗。但细一想，没有郑芝龙的有意栽培，郑成功也无法形成势力而成为民族英雄。 郑芝龙在明王朝后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保他的海上利益，虚以应付，答应愿为大明效力。当发现投靠大清比背靠明王朝更能保住自已的利益时，他就投降了洪承畴，并协助洪统率的清军给了明军沉重一击。但他最后的下场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留在大陆的全家被清政府杀死。而郑成功是在与其父在政治上分手后，一心保明，先被南明皇上册封为伯候，赐姓朱，成了‘国姓爷’，后又被封延平郡王。 历史上的各种记载都说真倭只有十之二三，华人占十之六七。这些华人中的有军事知识之人为之出谋划策，侦知官兵虚实，为倭寇当向导，也竟一时使明军落花流水，无可奈何。倭寇的兵锋在一五五五年深入内地，到南京，攻无锡，苏州，到安徽。这也许是汪直想回老家看看。在这个时期对倭作战中，明军败多胜少。 一股倭寇在攻打福州时，福州巡抚阮鹗怕守不住城池，便以行贿的办法，从国库中取出数万两银子送给倭寇，并为他们打造了六艘大船，让他们乘船从海上离开福州，这也算当官的为民保了一方平安吧。 当时沿海各地及成倭寇的天下，他们出入如无人之境。许多地方官知道明军保护不了他们，倭寇所来只为钱，于是他们就准备好钱，这一股拿钱走了，那一股又来了。 倭寇掠夺几乎所有从北到南的沿海地区，其中以江淅沿海受害最深，这两个地方也是当年骗倭人货物最狠最多的地方，故倭寇报复也最凶。 戚继光俞大猷训练的新明军投入围剿后，明军对倭作战形势才有了根本变化。其实戚继光也很无奈委屈，捉住的倭寇，审问时常被倭人反问得理屈词穷，漂亮的爱国口号在中国官奸商们作出具体卑劣事实前显得是那样苍白。戚的爱国军人们除了审军情外，只审武力索款抢钱时杀了几人？抢了多少钱？源由一概不问，源由是政府的事，军人只管杀头。戚本人因对倭患起因情况非常了解，杀掉这些人，戚继光大有诸葛亮火烧藤甲兵后痛心疾首地感到要短寿那样，想到这些冤魂，戚也时常内心非常不安。可面对大明政府中强大的腐败势力，他只能用爱国主义这点可怜心绪来安慰自已。 到公元一五六五年，戚继光与围攻仙游的倭寇大股部队大战仙游城下，将这最后最大的一股倭寇打垮，后又在漳捕把福建境内的倭寇全部荡平，逃到广东潮州的倭寇残余，又被俞大猷截杀。至此，大股倭寇基本被平，倭患也就慢慢平息了下来。幸存的小股倭寇不敢再上陆地掠夺，只敢在海上活动，大部分慢慢演变成海盗土匪。 从一五二三年五月开始的第一次倭乱到一五六五年春二月的戚继光仙游之战，平倭作战整整用了四十多年。（原作/李重） 这页历史已翻过去四百多年了，倭患也成了人们所不注意的历史记忆，中日后来的两次战争使人们不再注意倭患发生的这一段历史了，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教课书上介绍我们的历史英雄时才粗略地了解这个事件。 有人说：中日两国奸商多，中日商人做生意才是棋逢对手。 还有人说：中国人善于守旧，日本人擅长仿新，所以这两个民族都是不会反思的民族。 我赞成第一句和第二句话的前半部分，不赞成两句话的后半部分。近年来，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中的许多有识之士不都在反思自已的历史么！ 在今天的中国商场上，明代中国奸商坑害商业对手和伙伴玩的那些把戏仍然重复着，还美其名叫拿别人的钱来做自已的生意。许多大小老板不准备还钱的念头远远早于要借钱的念头。签好的合同不执行，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商家拖工厂的货款，大企业拖配套企业的货款，商家之间相互拖欠，这些现象在中国的商场上比皆是。搞得一些大小老板，欲活不成，欲死不能。 一些国营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老总甚至公开下达拖欠外部货款指标，并以此考核下属，还不知耻地认为这种卑鄙作法是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电子商务社会中个人能力的体现，并用学术名词把这称之为金融运作。（笔者顺便开个玩笑，在笔者几次碰到这种情况时，真想当一回倭寇好汉。） 这段因中国方面原因造成的倭患历史让我们知道一个道理：愚昧腐败，无诚信都可以导致战争，都可以给国家带来祸乱，给人民带来灾害，给自已带来杀身之祸。 当然我们已不知那些被倭寇捉住折磨致死的奸商和奸官们在临死前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不知那些被处死的倭寇在临死前对中国的官奸商们和镇压他们的戚继光大人有哪些感想？但我敢肯定一点；是社会弊病加人性的弱点造成了人类本身的诸多不幸和痛苦。 我们的教课书和史书在谈到这一历史现象时，老是说倭寇可恶，可那些腐败的大明政府官员和那些为官从商的奸商和地方黑恶势力保护下的各类奸商们就不可恶了吗？ 读过此文的朋友只要有点与读前不同的感觉，笔者小小愿望也就满足了。 （原作/李重） 参考资料： 《国史资料集》 《中日交通史》木宫泰彦 《善邻国宝记》僧同风 《明史》‘食货’五‘市舶’ 《明史》‘日本列传’ 《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谷应泰 《廿二史答记》‘外番借地互市’‘海外诸番多内地人为通事 赵翼 《风俗志》 《闽书》 《福州府志》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周一良 吴于廑 商务印书馆 《论法的精神》《棍棒统治下的专制帝国》孟德斯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