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郊区骚乱溯源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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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晶 93区在哪儿？ 在巴黎近郊93区Neuilly-Plaisance市开了一家小餐厅的华人移民林先生，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阿拉伯裔年轻人的骚乱：“没有工作，但还有政府救济，为什么要烧人家的东西？”当然，他更想不到离他家不到10公里的Clichy-sous-Bois市两个“小混混”的意外触电身亡，竟会使自己所在的区从10月27日开始，成为骚乱的中心。 这次持续时间超过半个月，几乎蔓延法国全境的社会骚乱，发源地便是法国首都巴黎市郊的93区。所谓93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行政区划代号，并无特殊含义。不过，在熟悉这个地区的法国人看来，93区的含义比行政区划要丰富得多。在该区最早事发的Clichy-sous-Bois，该地的行政长官Claude Dilain在接受《镜报》采访时，就用了“火药桶”这个词来形容93区。 事实上，由Claude Dilain管理的Clichy-sous-Bois看上去是个颇具活力而非暴力的社区。他帮助当地青年人开设了免费的足球训练，并且鼓励移民青年尽快融入法国的生活。可惜最终发生的事情，让这位地区长官在自己辖区内被烧毁的汽车前彻底失望了。 更糟的是，Dilain可能是整个93区最后失望的人。在这个失业率4倍于法国平均水平—达40％的地方，移民过来的人拿到法国国籍的同时往往就意味着长久的失业和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不仅移民如此，移民的后代亦如此。巴黎93区就好像一个被遗忘之所，让人们想起他们的方式却是暴力之火。 不是革命，是骚乱 对媒体来说，骚乱成为检验自身立场的绝好机会。在不约而同把矛头对准种族融合、就业歧视之后，传统左派报纸还是忍不住抛出“1968年革命复辟”的论调。 然而真正关注这场骚乱的人，哪怕没有亲身到过骚乱地区，也很容易能够看出这种革命复辟的论调未免太浪漫了。1968年走上街头的人群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彻底厌恶的学生，是历经两次大战劫难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不断革命理论洗礼的知识分子。那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的代际冲突，是激进政治理想同狡猾的老人政治之间的碰撞，是从脑海里的意识形态到大街上袭警这种从里到外的反抗。 93区的小混混们完全不是这样的“革命青年”。他们没有意识形态的门户之见，没有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幻想落差，甚至连外人广为注意的宗教种族归属，他们自己其实都并不在意。他们只是希望有一份工作，希望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希望用极端的方式引起他人的关注。他们是移民的第二代，是没有走出贫民区的第二代，不是1968年的学生革命，而类似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茶案”。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骚乱，就好像200多年前那场早被埃德蒙·柏克预见到的不可避免的战争。 所谓不可避免，或多或少指向的是法国的移民融合政策。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原则下，迅速发给移民者以国籍的法国，一直是宽松的移民政策的典范国家。然而，优雅的抽象原则掩饰不了移民政策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格格不入。既不同于英国盎格鲁－萨克逊的自由化风格，也不同于德国的莱茵河模式，法国的国家福利政策显得过于“优越”。这种优越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家财政负担惊人，经济增长远远低于其他欧盟国家，就业情况也越加恶化。 更为严重的是，对应于公民权利的就业和福利政策，有着相当严格的歧视性边界。移民在这两项最为重要的权利上仍然有别于传统的法国公民。而且，过高的工资成本和过分强大的工会使得企业主面临着法律制裁和工人罢工的双重讹诈。听上去这有些可笑，资本家和企业家受到劳动者的讹诈！是的，越是实行将个人福利同个人奋斗分离的国家，越是会面临这种窘境。也可以说，法国的“高福利”制度在这次移民为主力的社会冲突中，其实是起了瓦解—而不是促进—社会团结的作用。 原因很简单，企业家在打算增加职位前，会考虑到高昂的工资成本和可能的解雇成本，于是不得不进行精细的计算，这种就业和福利制度等于鼓励企业家宁可付出高代价找一个了解信任程度更高的传统法国居民，也不愿意接受一个受过不错教育的移民公民。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在法国，具有明显伊斯兰姓氏和其他非欧裔姓氏人士的就业情况大大劣于有欧法传统姓氏的人士。很不幸，93区的年轻人恰恰是前者。不过他们的境遇如此相似，住的还那么扎堆。 移民文化融合政策的利弊 新移民的境遇和骚乱发生于移民社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法国对移民文化的限制政策。 与美国、英国保护并鼓励新移民自己文化特色的态度不同，法国的移民大门开得很宽，对移民保持自身原有文化却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限制政策。尽管因劳动力短缺，二战刚结束时法国就大量从阿尔及利亚等地“广纳博取”新移民，但到2003年才出现了第一所允许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成为正式课程的穆斯林高中。而2004年2月10日法国议会通过的《头巾法》，则是对异质文化限制的一个典型标志。 美英等国宽容的移民文化政策，一般更易被中国当作一种先进和好的经验来看待。然而所谓的多元化文化政策的积极评价并不那么坚定。 1998年2月，美国与墨西哥的一场足球赛，9万名到场球迷沉浸在墨西哥国旗的海洋中。几个打出美国星条旗的观众，被打得抱头鼠窜。然而，这场比赛是在洛杉矶举行，球迷当然几乎全是美国人—西班牙语美国人。亨廷顿在他的新书《American nation identity》（中译本《我们是谁？》）中，对美国之为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是否还能成为被认同的美国主流文化，表示了担心。 至少，法国虽然拥有欧洲比例最高的移民（穆斯林居民在法国占总人口10%），却没有陷入伊斯兰极端势力的阴影，未出现明显的民族和文化冲突。“9.11”后，法国一度有“伊斯兰威胁论”，但巴黎人类科学研究所主任阿布杜·马基德认为，这种担心纯属多余—因为在穆斯林比例如此之高的法国，甚至不存在说阿拉伯语的统一穆斯林社会。《头巾法》遭抗议的轻微程度也证明，法国民族融合政策是如此的成功，新移民第二代几乎迅速变成只是肤色、相貌、姓氏不同的新法国人。 但是，世事无绝对。评价不同的移民文化政策，不应当仅仅看到，法国移民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法国人，来得远比美国移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更快。因为这种认同速度的差别，还会直接影响到新移民在自己未能被主流社会真正接受而处境不佳时，是以什么心理来看待它。 93区是个观察这一心理差别的理想标本。来自前法国殖民地的穆斯林裔移民在更愿意融入法国文化的同时，也更容易以一个法国人的心理来看待和抱怨他所遭受的不公，而那些对法国文化融入程度很低甚至根本不打算融入的少数民族，譬如亚裔移民，对法国政府的抱怨会少得多—他们更看重个人奋斗和小族群内的团结互助。华裔法籍人林先生说，他似乎只给法国贡献税收而没享受政府的福利，只要法国给他安安静静做生意的机会，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在美国也可以明显观察到文化融入程度造成不同心理的相似情形：同样处于收入较低的少数族裔中，对美国文化认同程度高的黑人容易出现因不满而生骚乱，虽然更穷但程度低的西班牙语裔美国人几乎很少参与骚乱。 无代表的议会和“德里达难题” 问题还远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 欧洲各国实行的代议制政体，其特点如果概括为一句话，便是“无代表，不纳税”。纳税是公民履行对国家义务的表现。相应的，公民也需要在议会中有为自己利益说话的代表。可那些身处“93区”的移民，却大多是缺乏自己政治利益代言人的“地区人群”。长期以来，移民群体虽人数众多，却始终缺乏自己有力的政治代言。这些群体不仅要承受社会边缘化的种种不便，还要面对周期性的排外主义浪潮。 在法国，移民的政治利益往往被传统左派政党或者中左、中右联盟所兼顾，缺少主打移民政治的政党力量。而排外主义，却有一个足够有影响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来代表。这样的政治生态，其后果便是对移民利益的关注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还极容易被排外主义钻空子。典型事件如上届法国总统大选中，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竟然击败了左派联盟候选人若斯潘，进入第二轮选举。假如不是法国人被这样一个结果惊醒，继而通过投票给希拉克以抵御极右翼复苏，恐怕排外的右翼政治势力还会继续放大。 缺少代表性政党另一大不易发觉的深层恶果是，法国议会立法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强大的社会政治共识做法律支撑。正如2004年去世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法国的政党和政界人士希望借助于司法和政治决定来解决他们本身并不想改变或不能改变的状况。”这个问题被人称之为“德里达难题”。 “德里达难题”之于移民群体是再清楚不过的。虽然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国民身份平等、就业机会公平等了条款，但是实际实施的现状是显而易见的不乐观。法国传统上的精英政治又往往喜欢纠缠于议会内外的意识形态之辩，而大多数法国政治家对于如何切实有效地促进种族融合和社会冲突的缓和，似乎都颇不在行。 有没有更直接的原因？ 有。 答案就是法国长期奉行的贸易保护政策在日益加深的经济全球化面前，终于暴露出其极端脆弱的一面。随着产业补贴和贸易保护政策受到欧盟和ＷＴＯ等组织越来越大的压力，当被迫开放的市场领域越来越多时，原本寄生于重商政策之下的中小企业变得脆弱异常。而恰恰是这些中小企业，构成了移民群体主要的就业之所。面对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涌来的价格低廉的日用商品，这些失去政策保护的企业一旦破产，就可能导致众多移民人口失去收入来源。本就不高的工资待遇，匮乏的福利保障，难以承受的家庭成员教育投资，使得移民与失业、贫民区、犯罪等等交织在一起，形成社会系统内部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像法国这样建筑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公民社会，在面对全球化的经济开放和种族、宗教融合中，越加显现出传统社会边界的不适应。事实上，整个欧洲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全球化的起点肇始于经济全球化，终点在于民族国家的消失和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移民同社会融合的问题，恰恰属于全球化过程的中间阶段，受到从经济到人权诸多要素的影响。法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其最大的受益人群是中小企业主和以移民群体为主的工人，以民族国家为政策出发点的贸易保护措施，实质上是在鼓励本国的移民群体长期从事缺乏市场竞争力的职业，忽视自身和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也是在实质上为政治当局在社会融合的长期打算上，避重就轻提供了最方便易行的手段。对此，法国和欧洲的政客们都应该进行深入反思。 虽然法国内政部长萨尔科齐在骚乱初期强硬的表态引来不少非议，但除了措辞和口气，萨尔科齐至少看到了用法律恢复秩序的优先必要。但是，93区的问题就是法国的问题，恢复一时的秩序并不是难事，但是抹平社会冲突的鸿沟、让法兰西的共和精神重新流淌在每一个法国人的心中，大概就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了。 至于在Neuilly-Plaisance市开餐厅的林先生，担心的是：如果93区的社会状态没有根本改变，他就得考虑搬家了。

jihei2002

太长鸟，没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