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性、执著、机缘——是记者在解读提琴制作大师郑荃先生的艺术人生过程中感悟最深的三个词汇。
提琴制作艺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崛起的传统艺术形式,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便在东方文化氛围中找到了它生存发展的土壤,这对郑荃大师及其同仁来说,其间的难度可想而知。它需要制琴人的智慧与灵性,更需要制琴人敢于挑战自我的勇气与魄力。提琴制作艺术对于爱乐者而言,或许还有几分敬畏与陌生,人们更多的目光可能会投向聚光灯下提琴大师们的精彩演绎。殊不知在舞台的背后,提琴制作大师们也在创造着器乐的历史与文化,他们的故事,他们对艺术与人生的感悟同样构筑了一道提琴艺术的风景线。
记:提琴制作艺术的文化根源在意大利,为何在国内选择提琴制作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
郑:我从事提琴制作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我个人的原因。我的家人都是搞工科出身,逻辑思考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从小我就喜欢动手制作一些船模、半导体收音机。儿时学习音乐只是作为一种爱好和修养,并没有将音乐作为自己职业的想法。从事音乐是因为一种很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文化革命时期要插队落户,我在农村干了7年,当时报考提琴演奏员只是利用一技之长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
进入乐团后,我制作小物品的兴趣不减当年,舞台的配电盘,各种道具,包括《红灯记》中李玉和手中的红灯都是由我来制作。由于那时安徽还没有一个专业修琴技师,团里的琴损坏后,我就试着动手维修。当时北京乐器研究所的蒋正则先生到我父亲的厂里去找有机硅的防水处理材料,厂里的接待人员请求蒋先生能否介绍我到北京学习提琴维修技术,以便解决地区的乐器维修问题。蒋先生应允了接待人员的请求,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踏上乐器制作的道路。
记:是谁将您真正带入提琴制作领域的?
郑:我的恩师戴洪祥先生。到了北京后,我被分配到戴洪祥先生所在的流水车间学习制琴与维修技术。大约1个多月后,我就做了两把提琴。每做完一道工序,我便去向戴洪祥先生请教。当时戴先生非常的惊奇和高兴,他说:“我带徒弟30年,还没有像你领悟得这么快的徒弟。”在戴先生的学员中只有我会拉小提琴,所以每次戴先生做完琴后便让我来试奏,我们师生之间因此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戴先生也将自己多年的制琴心得传授给我,这些学习经历对我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是获益匪浅。
学业结束后,戴先生对我说:“你回安徽拉琴太可惜了。如果留在北京从事提琴制作,就是到了60岁,你的专业仍然会处在黄金时期,你便会获得一个很长的艺术生命。”戴先生带我找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先生,最后我以插班生毕业留校的方式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室。林耀基、周广仁老师从学院音乐教育事业的角度出发,积极向各个方面推荐我,戴洪祥先生也来到提琴工作室指导教学工作。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这些老教授当年对我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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