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貝多芬的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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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紅色提琴到貝多芬的頭髮 一段跨時空的奇妙經驗 文／楊忠衡 一九九九年，電影界冒出一部話題作品，叫做《紅色小提琴》。這部電影由加拿大鬼才吉哈德（Francois Girard，即《有關固爾德的三十二段短片》導演）執導，描寫義大利克里蒙納某製琴師傅，他的妻子因難產過世，悲慟之餘將妻子鮮血溶入提琴塗料中，造就一把獨一無二，宛若幽靈附體的「紅色小提琴」。這把琴輾轉易手，曾被偷、搶、埋、燒、槍擊…流落歐洲各地，甚至飄洋過海到中國，最後終點是加拿大。 故事場景在拍賣會場始，在拍賣會場終，但故事並未結束。一位徒有虛名的小提琴家最後以高價購得此琴，但真品卻被知其真價值的售琴員掉包，帶回家送給女兒，意謂紅色提琴將再展開另一段流浪旅程。然而，這樣一部提琴流浪記有何引人之處？ ■「傳承」才是主角 吉哈德訪台時，我曾詢問吉哈德對「小提琴」投注的意念是什麼？他回答得很中肯：「小提琴是很多事物的『象徵』。…總體而言，它象徵了『音樂』…，還代表了『前代智慧』。…小提琴流傳到今，提醒我們前世代的人們和文化曾有許多優秀成果，值得我們永銘於心。我們的世界正面臨一種『追求卓越』症候群，我們可以開快車、在網路聊天…享有許多過去沒有的高科技。然而我把前代的小提琴帶到現代，就是告訴現代人，瞧，有許多歷史珍品是今人無法超越的。」 誠然，仔細觀察，這部電影主角也不在小提琴身上，而在「傳承」過程本身。今人與古人看似無法溝通，但我們若能藉助電影或文學「看」到整個過程，或許能在「四海一家」的心胸之外，擴展出「古今同流」的情懷。極巧的，「貝多芬的頭髮」便是這麼一部有多處相近特質的著作。 拍賣貝多芬頭髮發生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從吉哈德的說法，我懷疑他聽聞過這個事件，並從中得到些許靈感。即使沒有，吉哈德前面這段題旨相近的說辭，也對我們理解如何看待「貝多芬頭髮事件」，有莫大的啟示意義。 ■電影手法寫成的音樂故事 「貝多芬的頭髮」幾乎可說是以電影手法寫成的音樂故事。如同許多美國報導文學一樣，作者心中總架設著一部虛擬攝影機，在事件上方流利地游移著，拍攝事件發生的經過，時而遠觀、時而特寫，捕捉故事人物的細微表情和動作，直接訴諸場景來打動人心。他們心中也有一部剪接機，將漫長故事剪裁成跳接片段，使故事更具戲劇效果，並活絡了故事的進行節奏。和傳統傳記文學比起來，本書顯得更清新可讀、充滿懸疑趣味。 當然，作者必定有其特別用意。因為本書內容縱跨近二百五十年歷史，而故事主軸又由一些未必有直接關聯的人物貫串。他們只有一個共通點：經手過這髻貝多芬頭髮。這樣的故事若平鋪直敘，將是沈悶令人窒息的冗長故事。然而在作者時而倒敘、時而寫實的手法之下，故事因果牽動強烈，更重要地是，藉此呈現出作者所要蘊釀的某種深層涵意。 故事由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次貝多芬頭髮開封講起。這髻頭髮不久前才由兩位美籍貝多芬樂迷在蘇富比拍賣場中購得。在此之前，這髻頭髮據信是一位丹麥籍醫師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流亡的德國猶太難民手中取得。而這位猶太難民勢必與最早取得這髻頭髮的猶太家族有關。可以確定的是，最早是由猶太德籍音樂家費迪南．希勒（Ferdinand v. Hiller）在貝多芬過世後第二天，從其頭上剪下而得（當時剪下過世親友頭髮做紀念是普遍的風俗）。這部書鉅細靡遺記載了這髻頭髮在眾人手上傳遞的曲折過程，並以時空交錯方式穿插貝多芬生平故事。有心讀者可能會問，作者寫這部書的動機何在？我們從這個故事可以體悟到什麼？ 坦白說，這髻頭髮得自民間習俗，沒有什麼奇特饋贈動機。而幾位經手者中，也只有剪下頭髮的希勒，在音樂史上勉強算是一號人物。其他市井小民，何以值得廣大愛樂者如此關切他們的身家背景？就故事本身而言，和其他無數冒險傳奇相比，稱不上火辣刺激。也有人猜想作者想藉對頭髮的研究，揭露貝多芬死因秘辛，但其實也沒有什麼太驚人的發現。何況醫學病歷細節，對音樂研究者也沒太多的價值。那麼，本書價值是夾在各章間的貝多芬小傳嗎？作者文筆相當優美（當然，譯者文采更功不可沒），詞情洋溢，但和其他更豐富的貝多芬傳記比起來，也算不得週全。這就奇怪了，難道這部書僅就是一個「寰宇搜奇」的故事嗎？ ■「對貝多芬崇敬」的象徵 我建議讀者回歸到吉哈德的論點，這髻頭髮，一如電影中的紅色小提琴，是某種事物的象徵，尤其可說是「對貝多芬崇敬」的化身。與貝多芬初次見面不久的青年音樂家希勒，基於對偶像的愛慕，剪下貝多芬的頭髮。在這一刻，頭髮已經不再是頭髮，而是「崇敬」。所有書中記載的細節，包括人們如何慎重地把它傳給後輩、細心地予以保存，代表這股「崇敬」如何在歷史間傳遞並升級。一直到最後，兩個美國人畢恭畢敬買下來，在極度重新開封檢視時達到高峰。作者忠實地描繪今人心中的激動。持有者之一的布里安說：「他好像活在夢裡，真的很難相信這些不可思議的情況：在奔向土桑的別克轎車後座，一個小小的、不顯眼的木框裡，裝有貝多芬身體的一部份。」、另一位持有者桂瓦拉則說：「對我來說，能有機會和做了這些事的人靠得這麼近，是我個人的榮耀。得到這綹頭髮已經改變了我的生命。」 這整個過程告訴讀者，對貝多芬的愛與敬，是如何歷經人世滄桑劫難而不稍減。反而奇異的，距離愈遠愈受到珍視，乃至於貝多芬的一字一紙、一毫一髮，都被當成博物館的無價之寶。展讀這部書，就像欣賞一部吉哈德的電影。過場人物遭遇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甚至連貝多芬本人故事也不是核心；最重要的是讓人體會穿越時空，審視整個過程的奇妙經驗。結果故事成為一種輔助，襯托這段愈陳愈珍的微妙情感，一種現代人對貝多芬精神的遙遠寄情。 ■從側面烘托正面的弦外之音 很多專家試圖用音樂術語去告訴大眾，貝多芬作品何其完美無瑕，但這並不能傳達給聽眾那種微妙的、對藝術的愛與敬。本書作者卻跳開既成規律，藉由側面描寫週邊世人的故事，投射出貝多芬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與其說這部書描寫的是貝多芬故事，不如說是一部世人對貝多芬的關愛史。作者除描寫傳承貝多芬頭髮的少數人，也從相關時代風雲人物，如舒伯特（他本人也剪了另一髻貝多芬頭髮）、孟德爾頌、舒曼、蕭邦、李斯特…到歌德、華格納，知名音樂家、騷人墨客都被拉到頌揚貝多芬的行列來。作者植入的貝多芬生平，則讓讀者一邊得到印証，明白世人何以對貝多芬五體投地。就像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樣，如果讀者只專注在書中的音樂描寫部份，可能會錯過了作者所傾注的人文關懷和弦外之音。 走過這趟貝多芬頭髮的時光之旅，如同看過一部吉哈德電影，可能被挑撥起來的好奇心會比答案還多。人們會對貝多芬何以產生如許大的魅力產生興趣，產生探索之心，而這也許正是作者所想要達到的效果吧。個人願對作者這種以文學詮釋音樂，從側面烘托主題的大膽嚐試致上最高敬意。 兩位譯者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昭宇兄是我長達六、七年的親密戰友，一起為《音樂時代》雜誌奉獻了青春。他曾主編過多本叢書，但本書倒是他自己的第一本重要譯作。家恆兄則是長年被我們壓榨文字的台柱主筆，九九年推出的《鋼琴怪傑顧爾德─天才的狂喜與悲劇》已是近年罕見的音樂暢銷書。見到他們兩人聯手出擊，個人覺得無比高興。盼望他們能以卓越的譯筆和音樂見識，為正在鬧音樂乾旱的台灣樂界多播撒一些及時雨。當然，我已經預約了他們的兩髻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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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頭髮，還他一世清白-----江林月嬌 美國百老匯出版社 (Broadway Books) 出版的《貝多芬的頭髮》（Beethoven's Hair）一書，2001年由台灣中國時報出版公司發行中譯本。作者羅素．馬丁(Russell Martin)以「蒙太奇」式電影剪輯手法著作完成。 全書從一個小小的物件──貝多芬頭髮，講述了這兩百年來歐洲音樂史、政治史、社會史……時而遠觀、時而特寫地追蹤髮源，並與貝多芬之生平交織穿梭敘述；最後，又以尖端生物科技之角度，揭露了這綹頭髮經過電子顯微鏡、金屬透析、DNA 檢驗之後，對貝多芬的生活、健康、死因，有了全新的發現。 死亡之謎 貝多芬的頭髮 全球樂壇上有「樂聖」尊稱的貝多芬（Ludwig Von Beethoven，1770~1827AD），1770年12月16日生於德國小城波恩(Bonn)；享年57歲，真正死亡原因一直是個謎。 1802年，一生病魔纏身的貝多芬於突破耳疾障礙，寫下啼血哀鳴的「海里金史塔特遺書」(Heligenstadt Statement)意圖自殺。在自殺未遂後，歷經煎熬、克服困難後，創作出「英雄」交響曲。貝多芬將一生的崎嶇坎坷，以悲壯的音符宣洩在「英雄」的第二樂章《送葬進行曲》中。 這年，他寫信給弟弟說：「我死了以後，若斯奇米德特醫生(Dr. Schmidt) 還活著，請你務必要以我的名義寫信給他，請他為我找出死亡原因，並要將這封信與死亡鑑定書附在一起，還我一個清白。」 灰髮含鉛 1827年3月26日，仰慕貝多芬的年青德籍猶太音樂家希勒（Ferdinand v. Hiller），前往維也納拜訪病危的貝多芬，次日，自已撒手人寰的貝多芬頭上剪下一撮頭髮，作為紀念遺物。 2000年12月，美國能源部先進光子源（Advanced Photon Source, 簡稱APS），透過兩種不同的方式，利用同步加速器送出的非破壞性X光，對貝多芬的8縷棕灰色頭髮進行化驗。 分析後發現：貝多芬的灰髮含有大量的「鉛」，其量高達60ppm，鉛含量不僅超過正常人的平均值，而且高出一百倍。 於是，美國能源部APS在年末宣佈：貝多芬的真正死亡原因是死於「慢性鉛中毒」(Leading Poisoning)。 慢性鉛中毒 根據歷史記載，貝多芬曾拜訪多位名醫，生前萬病纏身，經常腹痛、個性躁鬱、長期背痛；這些病癥，以現代醫學術語而言，正是典型的慢性鉛中毒症狀。　　 研究人員猜測造成貝多芬慢性中毒的「鉛」，可能是由於當年歐洲地區，普遍煉鉛，貝多芬經常去礦泉療養處，喝進去的礦泉水、食物使用的餐盤，或以鉛封貯酒瓶內的酒含鉛導致而成。這些「鉛」造成貝多芬一生的健康問題、人格障礙、甚至於最後的死亡。　　 還有，歷史上有貝多芬死於梅毒之傳聞；假設當時醫生診斷出貝多芬是梅毒感染，應該會使用普遍的「水銀療法」；眾所周知的是，此一療法會長期造成毛髮殘留大量的水銀物。 然而，依據精密儀器檢驗，證據顯示貝多芬的頭髮沒有汞含量，因此推翻了貝多芬服用汞治療梅毒而致死的說法；同時，無藥物代謝反應，證明貝多芬沒有服用鴉片類的止痛劑。 歡樂頌上帝 由於體內比正常人多出一百倍的鉛含量，貝多芬這位音樂英雄，必須忍受許多的煎熬與痛苦。他曾經刻意隱瞞自己耳聾的事實，卻也曾痛苦地向好友承認自己內心的感觸：「我不得不思想自己的命運，我常覺得，自己是上帝創造中最悲慘的一個。」 貝多芬將自己悲情的一生化做天籟，創作出許多璀璨、曠世的樂章。他在第四樂章《歡樂頌》」（The Ode to Joy）中，以席勒(Schiller)的詩作為歌詞，頌揚他一生中從未實現的理想──快樂、友情與夫妻之愛。用五個音符連貫主題，排列演奏出感人肺腑的不朽名曲。 但是，貝多芬在完成譜上特別註明「Nein！」(不！)，意思是否定了個人的努力、追求、奮鬥、俗世的歡樂、愛情……等。因為，他深信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快樂，一切所有的追求和努力，都要成為過去。惟有倚靠上帝得著的喜樂，才是永恒、信實、永不改變的。 貝多芬的《歡樂頌》綿延不斷地頌讚著他喜樂的泉源──上帝；上帝也以一小撮祂曾數算過的頭髮，還了貝多芬一世的清白。 參考資料： 《貝多芬確定死於慢性鉛中毒》，科學月刊，2001年3月19日 經文分享：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太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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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曲（1） 這綹貝多芬的頭髮存放在玻璃框中已近兩百年，但在 1995 年 12 月一個暖和的早晨，它將成為注意力的焦點。取得這件物品主要有兩個人──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布里安（Ira Brilliant），他以前在鳳凰城從事房地產開發，還有一個名叫切．桂瓦拉（Che Guevara）的墨裔美人泌尿科醫生，他住在靠近邊界的諾加雷斯（Nogales）。還有幾個在托斯坎的亞歷桑納醫學中心的人也參與其中──裡頭有法醫人類學者、醫事檢驗人員、檔案管理員、醫事攝影師、記錄員、公證人、地方電視新聞人員，加上一組倫敦 BBC 來的電視攝影小組。因為要做事情還很多，所以大家得在十點半就集合，第一件事就是簽訂一份合約，來規定頭髮該如何分配。頭髮數量清查既畢，其中將有 27 ％歸桂瓦拉，其餘的將捐贈給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的貝多芬研究中心。 合約簽好，由公證人加以緘封，接下來就是要處理玻璃框裡的頭髮了。玻璃框由深色木頭為框，邊長略微超過十公分。一綹棕色、灰色交雜的頭髮夾在兩片玻璃中間，其中一片是凸鏡。玻璃框的背後有一張脆弱的紙片，有個名叫保羅．希勒（Paul Hiller）的人以德文這麼寫著： 這綹頭髮係由家父費迪南．希勒（Ferdinand v. Hiller）從貝多芬的遺體所剪下，時為 1827 年 3 月 28 日，貝多芬去世之後一日。1883 年 5 月 1 日，家父在科隆將之贈與本人作為生日禮物。 底下還有保羅的簽名。 桂瓦拉醫生和檔案管理員歐德嘉（Nancy Odegaard）穿著手術用的綠袍，戴著口罩和手套在一個不鏽鋼台邊工作，測量著木框，口裡念著數據，然後準備打開玻璃框。布里安和其他人在旁邊看得全神貫注。這可以說是一項外科手術。醫生小心翼翼地進行，口裡都還敘述著下的每個刀、做的每個動作，好像躺在台上是個開膛剖肚的人，而旁邊看的人則是一群外科實習醫師。「現在我在切下紙上的背膠，」從他的聲音可以聽得出專注的程度。「我把背板取下，然後……我看看，底下……還有一層紙，上頭有字，而且……我認為寫的是法文。有人可以看看這是不是法文，給我們翻譯一下嗎？」 有一架用來記錄整個過程的攝影機架在頂上，所有的人都從螢幕上觀看這個過程。是的，是法文，房間裡有人說道。文字是用印的，但是很難看出有什麼意義，在場的人都同意，這是從報紙上取下，作為襯底之用。但是底下一層紙上所寫的文字就可辨識。這次是用手寫的德文，解釋頭髮一九一一年在科隆經過「新裱」。這時保羅．希勒大約三十五歲。前面那段文字應該也是在這個時候寫的。 最後終於要處理玻璃的部份了。歐德嘉協助穩住玻璃，然後桂瓦拉戴著手套，用手術刀切開邊緣的膠。「哇，你聽到了嗎？」他問道。「我開始分開玻璃的時候，聽到像吸塵器咻的一聲，空氣跑了進去。」手術刀緩緩沿著邊緣繞了一週，兩分鐘過去了。最後終於取下玻璃，桂瓦拉高興地把玻璃高高舉起，在場的人雖然沒發出聲音，但是仍可感覺到那種興奮。過了八十年的時間──或許還更久，貝多芬的頭髮重現江湖。它比放在框中的色澤來得深，有人猜大概有一兩百根。有人幫桂瓦拉取下口罩，他俯身向前聞了聞頭髮。一點味道也沒有。布里安等人開始上前，仔細看看這珍貴的物件。 這綹頭髮經過拍照、秤重，並以高倍數顯微鏡檢視。法醫人類學家伯克比（Walter Birkby）表示，經過初步的檢視，從頭髮狀況來看，它大約有兩百年的歷史。頭髮並沒有虱子，讓這些人雀躍的是，有些頭髮還有髮根。費迪南．希勒扯下頭髮的力道一定很大。有髮根表示可進行 DNA 檢驗，他們在此之前根本還不敢去想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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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曲（2） 記者會在中午過後舉行，研究隊伍到這個時候才對外公佈計畫要進行的檢驗。包括鴉片的檢查，看看貝多芬死前有沒有使用鴉片止痛。同時研究人員也會分析頭髮是否含有微量金屬：如果鋅的含量高，就表示貝多芬的免疫系統已經嚴重受損；而水銀的存在則表示他曾經受到感染而接受治療，若是水銀的含量過高，或許也可解釋他的脾氣何以如此古怪；鉛的含量高則有可能可以解釋耳聾的成因，甚至可以解釋他在成年之後所感染的疾病。 這套技術與測試的程序是建立於 1970 年代，當時是用來檢驗拿破崙的頭髮──長久以來就有許多歷史學者認為拿破崙是被毒死的，但是那次檢驗的結果顯示並非如此。桂瓦拉告訴記者，檢驗僅會破壞極少數的頭髮而已，而且一定會交由極具聲望的科學家來進行：「我們會準備一份協議書，在嚴格的條件底下進行。我們會把合於聯邦調查局專業標準的人列冊，然後請他們向我們提出特定的檢驗。但是我們不會把頭髮都犧牲掉。我們希望，兩百年後的人不會認為我們是成事不足的新手。」 但是報紙和電視台記者還想知道更多：他們想知道桂瓦拉他們買這綹頭髮以及進行嚴格檢驗的動機何在。貝多芬是哪一點讓他們這麼著迷？ 「我對貝多芬的興趣有如一把在身體裡燒的火，」73 歲的布里安這麼回答。他雖然在亞歷桑納住了 30 年，但是說話仍帶有濃重的布魯克林口音。「我很想擁有貝多芬曾碰過的東西，於是在大約 20 年前開始蒐集他的信件和首版樂譜。這是我向他的偉大表達敬意的方式。」布里安的身材不高，眉濃眼深，有如貝多芬的翻版，他說在一年前的 11 月，有一天他打電話給同為貝多芬迷的桂瓦拉，說他在蘇富比的拍賣目錄上看到這綹貝多芬的頭髮，兩人同意應該想辦法得到它。「這不只是貝多芬曾經碰過的東西。這頭髮就是貝多芬，它是個不得了的遺物。」 桂瓦拉當然也同意了。他的身材高大，有一頭濃密的黑髮，說話有西班牙口音。他對貝多芬和他的音樂都非常著迷，甚至有一種傳道的熱情。「貝多芬的耳朵聾了，你曉得。他有腎結石，這是很痛苦的。他有肝炎，他還有消化道感染。一個人有這麼多病，受這麼多痛，還能寫出人間少有的音樂，這音樂能把精神從日常所居的世界提升到另一個層次，這是很讓人佩服的。」 貝多芬的頭髮其實已經從保險箱取出，正等著加以清查，但是桂瓦拉說得好像這綹頭髮還在場似的：「對我來說，能有機會和做了這些事的人靠得這麼近，是我個人的榮耀。得到這綹頭髮已經改變了我的生命。」 1984 年的一個溫暖五月天，貝多芬按例在下午外出散步，他頭髮散亂，深色的眼睛小而精亮，膚色黝黑，前額寬而高，臉上到處都是童年生水痘而留下的疤。即便以貝多芬當時的標準來看，他的身材也算短小。胃腸毛病困擾了他 30 多年，所以他已不復當年強壯。這年春天，他的痛風發作，所以走起路來姿勢古怪而笨拙，他一路走過，他卻聽不到的城裡的種種喧鬧聲音──小販和馬車的聲響不斷，街頭雜耍、賣藝人的聲音，也聽不到朋友親切的招呼聲和路上頑童在他背後的叫罵。耳聾在 20 年前就已經奪去他對細微聲音的知覺，讓他的世界陷入一片寂靜，如今他只能聽到他的內心所想像出來的聲音。 貝多芬雖然是個怪人──他還曾被視為流浪漢而遭到逮捕──卻已是維也納這個城市裡最傑出的作曲家了。他的第九號交響曲幾天前才舉行首演，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他在這 30 年間已經成為維也納的傳奇人物。他大膽、熱情洋溢而銳意創新的作品似乎已註定在世上傳唱不絕。那天下午，貝多芬在路上碰到的人或許知道，他老得很快，而且顯然身體不好。不過，至少他的音樂會流傳好幾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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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 ─ 1792 年（1） 路德維希‧范‧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與祖父同名，他一直以為自己在音樂上的過人才華都是與祖父同名的緣故。貝多芬的祖父是梅赫倫（Mechlen，法蘭德斯的城鎮）的麵包師之子，在 1761 年成為馬克西米連‧腓特烈（Maximilian Friedrich）的宮廷樂長（Kapellmeister），最後在 1773 年過世，此時貝多芬還不滿 3 歲。貝多芬的父親約翰（Johann）在宮廷合唱團裡頭擔任男高音歌手多年；他教人唱歌，鋼琴和小提琴也奏得還算差強人意，不過老貝多芬過世之後，他的工作也走下坡，在可預見的未來似乎也不太可能有起色。約翰的太太閨名瑪麗亞‧瑪德蓮娜‧柯維瑞契（Maria Magdalena Keverich），是馬克西米連夏宮的廚役之女；1767 年秋天，她在 21 歲生日前夕，以孀居之身嫁給了約翰。她和前夫生的第一個兒子已告夭折，第二個兒子名為路德維希‧馬利亞（Ludwig Maria）在 1769 年誕生，但六天之後即告死亡，次年，生下第三個兒子，也取名為路德維希。 瑪麗亞‧范‧路德維希聰慧、有耐心、為人溫厚，不裝腔作勢，與約翰迥然相異。約翰在父親過世之後，申請繼任父親所遺的樂長一職遭拒，個性變得愈來愈暴怒乖戾、愈來愈靠不住，後來貪嗜杯中物，情形更是每況愈下。根據留存至今的少數記載，約翰常令兒子懼怕不已，威脅他、有時也出手打他。據說喝得爛醉的約翰曾在深夜把 5 歲小貝多芬從床上叫起，逼著他坐在鋼琴前，邊哭邊練習。 不過，父親的狂暴、專橫的態度不曾損及兒子的音樂表現，他的音樂才華也很快就冒出芽苗。小貝多芬第一次公開彈奏鋼琴時只有七歲；八歲開始接受多位著名宮廷樂師的調教，學習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十歲入宮廷管風琴師倪富（Christian Gotlieb Neefe）門下，不到一年，貝多芬就擔任倪富的助手。貝多芬的學習生涯到此結束，有時倪富不克出席彌撒或宮廷禮儀場合，貝多芬就要代師上陣，彈奏管風琴，而為師的倪富對於謀求外界對這位年輕弟子的讚譽，可謂不遺餘力。在倪富的奔走下，《音樂雜誌》（Magazin der Musik）的編輯在 1783 年刊登一則啟事，預言小貝多芬是「前途極為看好。他彈奏鍵盤樂器的技巧純熟而有力，視譜能力佳……。這位年輕的天才值得受到獎掖，到外地遊歷。若他日後能精進如斯，必然會成為第二個莫札特。」 四年後，貝多芬前往維也納──這是哈布斯堡（Habsburg）龍座所在，神聖羅馬帝國首都，也是當時歐洲音樂薈萃之地。這究竟是出自倪富的安排，或另有他人促成，至今仍無定論。倪富為人寬厚、斯文、見聞廣博，在音樂上也是多才多藝──說起來更近於貝多芬的祖父，而不似他的父親。倪富認為貝多芬若是在維也納再受琢磨，受到此地音樂風氣的薰陶，那麼這個 16 歲的秀異之才必將更上一層樓。倪富甚至心裡盼望貝多芬能投入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門下，不過似乎這位奧國的音樂大師也只聽過貝多芬彈奏一次而已。過了 4 年多，莫札特亦告謝世。 1787 年一個四月天的下午，這個來自波昂（Bonn）的男孩事先準備了一些曲子彈給莫札特聽，莫札特最初的反應甚為冷淡──維也納必定有不少年輕小伙子能把一首技巧艱深的曲子彈得有模有樣。不過貝多芬央求隨便給他一個主題讓他即興彈奏，莫札特也同意了。琴聲從貝多芬的指尖流瀉而出，莫札特對這個十幾歲孩子的表現範圍、創意，以及他駕馭樂曲的力量給驚住了。年輕的貝多芬似乎沈浸在這位大師的鋼琴所流瀉的樂音當中，後來莫札特步出房間，以熱切的口吻對一群等著求見的人說：「注意這個人，他以後會讓世人談論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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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 ─ 1792 年（2） 貝多芬可能又見過莫札特，說不定還跟莫札特上過幾堂課，不過波昂傳來母親病危的消息，貝多芬星夜束裝趕回家鄉，總算在母親死於肺結核之前，在病榻前見上最後一面，但是她的去世對整個家庭是個沉重的打擊。幾個月之後，貝多芬尚在襁褓的妹妹瑪麗亞‧瑪嘉麗塔（Maria Margaretha）亦告夭折。現在照顧兩個幼弟的責任就落在貝多芬的肩頭，父親失去妻子的堅定支持，也沒人疏通情緒，日日以酒澆愁，結果不僅愁更愁，工作也不保。1789 年，約翰被迫辭職，年紀只有 19 歲的貝多芬向宮廷方面請願，以父親一半的薪水受雇獲准，得保家人的溫飽，他於是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家之主。 貝多芬此時雖然家務纏身，但在母親過世之後的這幾年裡頭，也開始在社會上嶄露頭角。他仍在宮廷教堂和劇院的樂隊裡拉中提琴，與別的年輕樂師建立長期的友誼。貝多芬結識了年紀長他八歲的華德斯坦伯爵（Count Ferdinand Waldstein），此人熱愛音樂，貝多芬因而與他交好。貝多芬也是在顯赫而積極、對知識充滿好奇的布洛寧家族（Breuning family）翼護下，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快樂」（joie de vivre），而這是他在自己家中向來欠缺的。布洛寧家族的大家長是新寡而活躍的海倫‧馮‧布洛寧（Helene von Breuning）。貝多芬和這個家族往來密切，甚至常常睡在他們家，地位有點像受布洛寧夫人（Frau von Breuning）鍾愛的養子：她在貝多芬多次臥病在床時照顧他，助他克服一再復現的惡劣心緒，打破靜默的牢籠，又盡其所能，建立這個害羞畏縮的年輕人的自信。 布洛寧夫人、華德斯坦伯爵和倪富這些人也把改革、自由、友愛等震撼人心的新觀念引介給這個年輕人。凡此所謂的「啟蒙」（Aufklarung）觀念當時正席捲萊茵河流域的城鎮，廣佈中歐地區，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不過貝多芬在音樂上的發展，受華德斯坦的幫助最大。他在公開場合稱這個年輕人為音樂天才，並適度提供金錢上的支助；華德斯坦委託貝多芬為一齣民俗芭蕾譜寫音樂，而他本身也是波昂一個貴族團體的成員，該團體也委託貝多芬創作兩部清唱劇（cantata）以紀念深受愛戴的已故約瑟夫二世（Joseph II）以及雷奧波二世（Leopold II）的繼位。雖然這兩部清唱劇都未獲演出，但華德斯坦卻慧眼識得其精妙。海頓（Franz Joseph Haydn）在 1792 年造訪波昂的時候，很可能就是華德斯坦把這部《約瑟夫清唱劇》給海頓過目，想要說服他回到維也納的之後能指點指點貝多芬。而說服繼任腓特烈為波昂選帝侯的馬克西米連‧法蘭茲（Maximilian Franz）提供貝多芬前往維也納的川資與居留費用的人，也正是華德斯坦。 法國大革命在 1789 年爆發，到了 1792 年，歐洲各地謠傳兵災將起。新的法國政府向奧地利宣戰；法軍也兵臨萊茵河流域，而貝多芬即使老父健康一日不如一日，如果他想乘馬車安全抵達維也納的話，也只得趕緊離開波昂。貝多芬啟程的時候，多位友人和愛慕者向他熱情道別，他們都以為這只是短暫一別，返鄉之日可待，在紀念冊中也寫下祝福的話語，其中有這麼一則出自贊助人的手筆： 親愛的貝多芬：你將一償夙願，首途前往維也納。莫札特的天才仍在哀悼啜泣其門生之死。她在夙夜匪懈的海頓身上找到休憩之處，但並非久居之地；她希望透過海頓能再與他人結合。你的努力不懈將會讓你自海頓之手得到莫札特的真傳。 你的摯友，華德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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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下頭髮的男孩（1） 費迪南‧希勒（Ferdinand Hiller）在萊茵河畔的科隆（Cologne）擔任樂長（Kapellmeister），他到 1871 年才首度向熱切的德文讀者敘述他見到貝多芬的情景，以及這位作曲大師晚年的境況。「我未能詳盡記載，對此我自責極深，滿心悔意，」60 歲的希勒如是寫道。「確然，一個 15 歲少年第一次置身一個大城，心中欣喜不已，再怎麼細微的細節都會銘記心坎。我能誠心保證，我所複述的記憶與事實乃是分毫不差。」 1827 年早春，希勒帶著一架鋼琴，與教他作曲的胡麥爾（Johann Nepomuk Hummel）一同從威瑪前往充滿神奇魅力的音樂之都維也納，不過一路被風雪延阻。胡麥爾聽到消息，說他的老友、也是音樂上的對手貝多芬將不久於人世。他希望能在貝多芬死前見上一面，重敘舊誼，也希望他才華過人的弟子能受這位當世無人能匹的大人物的啟發，哪怕只有幾分鐘也好。他們在 3 月 8 日見到貝多芬，受到熱情款待。他們那天和貝多芬聊了好幾小時，在之後的兩個星期裡頭，又拜訪了貝多芬三次。不過希勒記得在第一次拜訪時，這個日薄西山的人倒是還精神奕奕： 寬敞的前室置有高櫃數只，堆滿成捆的樂譜，我們穿過前室──我的心狂跳不已！──到了貝多芬的起居室，看到這位大師坐在窗前，一付很舒適的模樣。他身穿一襲灰色長睡袍，靴子的長度到膝蓋。他給重病折磨了很久，所以他起身時，我覺得他好像一尊高大的塑像；他鬍鬚未修，濃密而花白的頭髮散落在天庭上。他看到胡麥爾時，精神為之一振，他似乎非常高興看到胡麥爾。兩人擁抱在一塊兒。胡麥爾介紹了我。貝多芬極為和善，我獲允坐在窗前，他的對面……。 〔為了便於他進行交談，〕他手邊總放著一疊裁成四開的普通寫字紙和幾枝鉛筆。這麼一個性格活躍、容易不耐的人卻不得不等待每一個回應，在對話中無時不刻都要稍作暫停，思想勢必要停頓，這必定是極為痛苦的一件事！他饑渴的眼光總是緊隨筆談者的手，而且一目十行，而不是細細閱讀……。我們的交談一如其他，先聊些日常瑣事──旅途如何、在此停留的情形、我和胡麥爾的關係之類的事情。貝多芬問及歌德的健康，憂慮溢於言表，我們也能據實以報，因為這位大詩人幾天前才在我的紀念冊上頭題了字。 至於貝多芬自己的處境，他抱怨頗多。「我已經在這裡躺了四個月，」他叫道，「最後一定會把耐性給磨光的！」維也納的其他事情好像也讓他看不順眼，他以嚴峻的口氣說到「當前藝術的品味」以及「一知半解、愛好藝術的業餘風氣把一切都給破壞了。」貝多芬對政府也是不假辭色，嚴詞抨擊……。「小賊問吊，而大盜卻安然無事！」他大歎世風日下，不滿的神色溢於言表。他問到我學習的情形，還鼓勵我：「藝術一定要傳衍不絕，」當我提到那個時候維也納一味熱衷義大利歌劇的時候，他的話語令人難忘：「人說『眾人之聲，神明之聲』（vox populi, vox dei），我從來不信這一套。」 3 月 13 日，胡麥爾帶我再次拜訪貝多芬。我們發現他的狀況又差了些。他躺在床上，似乎很痛苦，雖然話還是很多，精神很好，但不時低聲呻吟……。他也要胡麥爾把夫人帶來見他；她沒和我們一道來，因為她認識的還是精神、聲勢如日中天的貝多芬，而她沒辦法說服自己看到他現在這個樣子。前不久，他收到一份禮物，畫著海頓出生的房舍。他把這幅畫放在手邊，還拿給我們看。「它帶給我一種童稚般的歡愉，」他說道，「這麼偉大的一個人孕育於此。」 我們第二次拜訪貝多芬之後不久，消息傳遍維也納，倫敦愛樂協會（Philharmonic Society of London）送來一百英鎊，為減輕貝多芬的病痛稍盡棉薄之力。這個意外之舉讓這個可憐人驚喜不已，也舒緩了肉體的痛楚。我們在 20 日拜訪貝多芬於病榻之前，從他說話就可知道這項善行讓他有多麼高興，但是他非常虛弱，講起話來有氣無力，也不連貫。我們向貝多芬致意之後，他低聲說道：「我應該，趕快動身前往。」類似的話一再重複。不過，他也提到一些計畫、一些心願，恐怕已是實現無望了。他說到愛樂協會的義舉，稱讚了英國人，也表示一俟情況改善，就要動身前往倫敦。「我要為他們寫一首大型序曲，還有一首交響曲。」胡麥爾夫人這天也趕來和先生碰面，貝多芬也告訴夫人，他會前去拜訪她，還要去好多地方。我們前一次來看他的時候，他的眼睛還神采奕奕，現在卻闔上了，有好幾次都難以起身。這已經騙不了人了──最糟的情形恐怕就要發生了。 我們在 23 日再看到他的時候，這位叱吒風雲的人物已經是回天乏術。這將會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探望了。他躺在床上，氣若遊絲，不時還深深歎氣。他的嘴唇沒吐出一個字，前額滲出汗珠。他的手帕沒放在手邊，胡麥爾太太拿出自己的細棉手帕，拭去汗水，再拭去。他渙散的眼睛投以感激的一瞥，此情此景讓我永難忘懷。 三天之後的星期一晚上，希勒和胡麥爾夫婦在友人家中吃晚飯，後到的客人帶來令人悲痛的消息：貝多芬在午間驟雨聲中過世了。胡麥爾和這小男孩在星期二再赴稱之為「黑西班牙人之屋」（Schwarzspanierhaus）的貝多芬住處致哀。這個為胡麥爾所敬愛、為希勒所敬畏的人，他的面容已經變了。貝多芬的遺體仍然停放在臥室裡，但是已經移到一只置放在銅架上的橡木棺材中。他的頭襯著絲製白枕頭，戴著一只白玫瑰編成的花冠，長髮已經梳理過。他蒼白的臉龐變為藍紫色，臉的兩側沈陷，這是因為早上進行的驗屍取下了耳朵周圍的骨頭所致──也取下了一些耳朵的骨頭，作為日後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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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下頭髮的男孩（2） 驗屍工作由華格納醫師（Dr. Johannes Wagner）負責，他是一位病理學家，也是貝多芬最後一位醫師華魯赫（Andreas Wawruch）的同事。華格納醫師在華魯赫醫師的協助下，發現貝多芬的肝臟萎縮得只有正常的一半大，而且硬如皮革，表面長滿小瘤；脾臟韌而硬，且呈黑色，是正常人的兩倍大；胰臟也比正常為大而硬；腎臟裡有結石無數。這個失聰者的聽覺神經已經萎縮，但是旁邊的顏面神經卻大得驚人。聽覺神經的血管「比烏鴉的羽毛管還大」，而且變得極為脆而易碎；顱骨緻密得不尋常。腦迴的顏色極白，紋路甚深，腦迴比醫生一般所見的來得粗、來得多。當然，這兩位醫生還看到許多異乎尋常之處，所以這也沒讓他們太感驚訝，不過當時在病理學、病原學方面的知識都還很有限，這兩人沒辦法從這些發現去推斷這位作曲家耳聾的可能原因，對其他的病徵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由於驗屍所造成的傷口，還有移除骨頭導致的臉部變形，以致於這和胡麥爾、希勒前幾天說話的好像不是同一個人。胡、希二人並沒有在棺木旁待太久。他們離開之前，年輕的希勒問老師，是不是准他取下一綹這位作曲大師的頭髮。在 1871 年的憶往一文中，即使事情已經隔了半世紀之久，希勒對這項請求隻字未提──或許他是不願詳細說明，或許他不願承認。平常個性開朗、喜與人接近的希勒卻不曾談過他的私人生活，也不曾公開埋藏心底的祕密。也可能貝多芬的弟弟約翰、或是處分貝多芬財產的史帝芬．馮．布洛寧（Stephen von Breuning），甚至貝多芬的雜役辛德勒（Anton Schindler）並沒有准許希勒取下這件紀念品。但顯然還有別人已經剪了貝多芬的頭髮，我們也不難想像胡麥爾低聲答允這位弟子，這個簡單的儀式和此時此刻的悲傷讓這兩人低迴不已。希勒拿出身上帶著的剪刀，撩起一綹貝多芬濃密斑白的長髮剪了下去。 1811 年，費迪南‧希勒生在法蘭克福的一個殷商之家。他的父親原名伊薩克‧希德斯罕（Isaac Hildesheim），但是歐洲的反猶太勢力抬頭，希德斯罕為了隱匿自己的猶太身分，就在 18 世紀末把名字改為尤斯圖‧希勒（Justus Hiller）。法蘭克福這個城市對猶太人算是比較寬容，雖然有一些重要的限制，但猶太人還不致受到迫害。尤斯圖和雷琴娜‧希勒（Regine Sichel Hiller）夫婦家境富裕且有教養，他們決心盡其可能地讓兒子融入日耳曼的文化主流，但是他們也想讓兒子好好享受童年生活，於是試著不要太早去注意他的音樂天才──結果卻不盡如人意。費迪南七歲的時候，他的父母禁不住朋友的央求，同意讓他入鋼琴家許密特（Aloys Schmitt）門下習琴，也向法蘭克福的作曲家佛衛勒（J. G. Vollweiler）學習作曲。三年之後，10 歲的費迪南第一次公開亮相，演奏莫札特的 C 小調鋼琴協奏曲，讓兩位在場的音樂家──希勒夫婦的朋友史博（Ludwig Spohr）和莫雪勒斯（Ignaz Moscheles）──聽得目眩神馳，這兩人在維也納的時候都與貝多芬有來往。兩人堅持一定要把這小男孩送到威瑪，和胡麥爾樂長（Kapellmeister Johann Hummel）學音樂。胡麥爾和貝多芬約當同時，兩人是朋友，而且論音樂才情，放眼全歐洲也只有胡麥爾能與貝多芬相匹配，至少像史博和莫雪勒斯是這麼想的。 胡麥爾為人和善寬厚，極為謙恭，因此深受敬重，但是他很少收學生。胡麥爾當年也是個音樂神童，在維也納入莫札特的門下，還和他住了兩年。這個經驗讓胡麥爾受益良多，現在，他覺得應該要想辦法以同樣的方式回饋。胡麥爾見到年紀輕輕的希勒，聽了他彈琴，對他的潛力印象深刻。希勒在 1825 年成為胡麥爾的門下弟子，不久之後，兩人的關係就十分密切。胡麥爾和妻子伊利莎白（Elisabeth）有如希勒的父母，負責教養這個 13 歲男孩，也鼓勵他朝各個方向發展才能。也因此，他們把希勒介紹給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認識──孟德爾頌自幼聰穎過人，只比希勒大兩歲而已──也把他引見給著名的詩人、劇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胡麥爾師生兩人 1827 年春天從威瑪啟程前往維也納之前，歌德還在年輕希勒的紀念冊上頭題贈了一首詩；而貝多芬在胡麥爾兩人來訪時，聽到希勒這段和歌德的插曲，也是心頭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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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下頭髮的男孩（3） 貝多芬下葬的那天下午，希勒在華林（Wahring）墓園再次聽到這位詩人的名字。演員安許茲（Heinrich Anschutz）公開宣稱，在德語世界裡頭，貝多芬和歌德一直是拔尖的藝術家。希勒雖然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小夥子，但是已經和這兩位藝壇巨人見過面、說過話了。當希勒看著胖墩墩、亦師亦友的胡麥爾把三只桂冠花環拋在墓穴中的棺木上時，那綹頭髮正安然收藏在他的紀念冊裡頭；而對這個年輕人來說，一個在浸淫在藝術中的人生，當然就是他應該努力去營造的。 希勒在 7 月回到威瑪，他在德勒斯登（Dresden）印行的《晚報》（Abendzeitung）讀到一則出自詩人兼史學家史波席（Johann Sposchil）撰寫的身後錄，描寫貝多芬的一面，而這是希勒無緣親眼目睹的： 友善的維也納市民再也看不到他快如閃電、足不點地似的走在街上，步伐短促而堅定，直到消失在角落。他們再也不能以仁慈寬大、難掩驕傲的口吻低聲對身旁的人說：「你看到了沒？是貝多芬呢！」 是的，希勒看過他，甚至還保有一綹這位大作曲家的頭髮。這個紀念品曾經是貝多芬的一部份；這雖不是他的血，也不是他的肉，但仍然是他。這許多年來，貝多芬狂放的頭髮是最能表明他個性的實存物件──從中也可看出他奇特的奔放、他的難以捉摸、他讓人坐立難安的藝術力量──希勒知道，他會一直珍愛這綹頭髮，保護它周全。 1828 年 10 月，希勒前往巴黎，這時候他已經把這綹頭髮鬆鬆束成一圈，放在一個橢圓形的黑色畫框，就是一般用來放小畫像的那種，外頭護以玻璃。這有可能是他還在威瑪的時候就已經這麼做了，也可能是他回法蘭克福父母家的時候做的。誰曉得貝多芬的頭髮還有多少流落在外？現在，這個紀念品保管妥當，希勒會挑些特殊場合，拿出來與識貨、而且能尊敬手中珍物的友人一同傳看玩賞。 1828 年，希勒遷往巴黎，表示他已經邁入成年，不過他此時才剛滿 17 歲。他的父母打心底支持此行，也確保自己的兒子在巴黎的生活所需不虞匱乏。人稱希勒為「博學的希勒」（Le Savant Hiller），他和年輕時候的貝多芬不一樣──身材不高、眼睛深幽，一張圓臉表情豐富，流露出開朗的神氣，吸引著別人與他接近。此時法國大革命結束已久，而法國政府在拿破崙 1815 年敗北之後，又回到以鎮壓為手段、卻是岌岌可危的君主政體。革命的星星之火仍然在遍地髒污、疾病叢生的巴黎市區竄起。巴黎當時已經有一百萬居民，而有錢人和窮人在這個城市過的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對於像希勒這樣有錢的外來人士來說，實在也難以想像一個更有活力、更能激勵人的地方來繼續他的音樂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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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下頭髮的男孩（4） 不過，在希勒看來，巴黎的音樂文化似乎有個擾人的缺點。在他住過或去過的德奧城市，貝多芬的作品都是廣受讚揚；而在巴黎，這位剛剛謝世的作曲家，他的作品被人認為太古怪、太強烈、有點太「難」，直到不久前才開始有人演奏。1829 年初冬，希勒認識了一個二十五歲的法國音樂家白遼士（Hector Berlioz），這人決心讓他的同胞開開眼界，起之於蒙昧，識得「這位最沈鬱、思慮最細密天才的匪夷所思之作」。白遼士生在聖安德列岸（La Cote-Saint-Andre），六年前搬到巴黎學醫習樂。這個年輕人笑起來狂放不羈，似乎總是渾身精力充沛，熱情洋溢，希勒很快就被白遼士的個性所吸引，而且他擁護貝多芬其人其樂不遺餘力，也讓希勒心生好感。「見到白遼士其人，而不被他臉上異乎尋常的表情所震懾，這種人我看是沒有的，」希勒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前額崢嶸，突出於深陷的雙眼之上，鼻鉤如鷹，嘴唇削而薄，臉頰頗短，頭髮篷亂無章……。任誰只要看過這顆頭，都會永生難忘。」 而希勒曾是親眼見過貝多芬的──曾經坐在旁邊，聽他講話，甚至還揪了一綹他的頭髮，這讓白遼士心醉不已。於是兩人很快就結為朋友。白遼士一心認為，日耳曼文化比他自己的法國文化要來得先進、前瞻，即便希勒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少年，對這個世界的陷阱與歡愉一無所悉，白遼士還是很想與他結交。白遼士曾經念過醫學院，喜歡拿那些醫院太平間裡發生的恐怖故事來嚇他這個新朋友，而白遼士也盡其可能地把情愛世界的歡愉傳授給希勒，與他分享心中祕密，以熱情奔放的信，向希勒傾訴他對愛爾蘭女演員哈麗葉．史蜜森（Harriet Smithson）的渴念。白遼士不久前看過她演戲，後來也認識了她。「我親愛的費迪南啊！」白遼士曾如此呼求。「這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情感力量，這正在囓蝕著我的苦痛，你能告訴我，這是什麼嗎？……我的淚水如泉，湧出不止──當我見到貝多芬以嚴峻的眼光看著我……。說真的，我是個最不快樂的人。」 貝多芬像上帝一樣俯視著白遼士，評判著年輕的他渴求女子的愛值不值得他受苦如斯，這倒是個很奇特的想法。不過從中可以看出白遼士心目中的偶像無所不在到什麼程度，也可看出敞開心胸接納貝多芬音樂的人，受其作品影響到什麼程度。白遼士並不是唯一一個相信死去的貝多芬能介入活人生活的人。對許多年輕的藝術家、作家以及音樂家來說，這個世界在拿破崙戰爭之後，是真的有了改變；曾經屹立不搖的觀念、古典的表現形式已是陳腐不堪，再也起不了作用，其地位被新的文藝思潮給取代：一心向著自然、向著情感與想像，有意識地抗拒既有的法則與慣例。浪漫主義這種新的藝術表現形式令人心頭為之一震，而又有誰比貝多芬更能代表浪漫主義呢？對於獻身新形式，以自我表現──也往往是自我耽溺──的藝術熱情為務的年輕人來說，又有什麼地方比巴黎更能相濡以沫、彼此鼓勵、相互競爭的呢？希勒抵達巴黎的時候，已經有許多年輕的浪漫主義藝術家在上流社會與波希米亞式放浪不羈的圈子裡站穩腳跟了，人稱這些藝術家為「年輕法蘭西」（Les Jeunes France）。 「年輕法蘭西」包括了年輕作家如雨果（Victor Hugo）、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喬治桑（George Sand）、日耳曼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畫家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對音樂家來說，巴黎已經是浪漫思潮的中心，出生波蘭的蕭邦（Frederic Chopin）、匈牙利人李斯特（Franz Liszt）、義大利人貝里尼（Vincenzo Bellini），還有白遼士都匯聚於此。整體來說，那些沒那麼敏感、沒那麼浪漫的心靈無緣欣賞的藝術，「年輕法蘭西」這群文化菁英卻得識其妙。「有一天，我聽到一首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白遼士寫信給妹妹儂曦（Nanci），「大約有三百人在場，我們六個人所體驗到的情感教我們欲仙欲死，但是我們六個是唯一不覺得他的作品荒誕不經、粗野不文的人……。他攀到如此的高度，令我們開始喘不過氣來……。這個音樂〔只〕是為他、還有那些能與他的天才共優游的人而寫的。」 雖然巴黎音樂院的院長凱魯碧尼（Luigi Cherubini）對於貝多芬到底是不是真的值得如此崇隆的聲譽，心裡不無懷疑，但是他在把貝多芬的音樂引介給法國聽眾的過程中，卻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就在希勒到巴黎之前的幾個月，音樂院首次演出了《英雄》（Eroica）交響曲，結果非常成功，於是很快又演奏了第五號交響曲（譯按：即《命運》交響曲），照白遼士的說法，內行的聽眾有「五雷轟頂」之感。但是這些交響曲巨構的公開演出是在沙龍舉行，在場的都是音樂家和藝文人士，還有富有多金的贊助者，並不是一般大眾能與聞。貝多芬的室內作品經常在此演出、為人所評析、受人所盛讚。希勒每個月在家中也有藝文沙龍聚會，巴黎上流社會人士以受邀參與為榮，這固然是希勒為人風趣、魅力獨具，但也是因為他頗富資財之故。希勒的母親在 1833 年來到巴黎，用意就在幫助兒子打點沙龍盛會，讓賓客在希勒府上消磨的夜晚永生難忘，因此希勒的邀約也更加炙手可熱。這些夜晚極盡奢華之能事，美食佳釀任享用，席間高談闊論，還有激越熱切的樂聲縈繞──有些晚上也一定會把那綹裝在黑色木框中的頭髮在席間恭謹地傳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