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ar 发表于 2005-9-6 22:27:00

贺卫方发公开信抗议现行研招制度

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

  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考两张综合卷涵盖多达十门课程,这种打着对考生全面考察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尤其是法律史和法理学专业,这样的考法足以让那些爱好理论和历史、并且对此已经有大量阅读(因而很可能“偏科”)的考生被卡在门外。试图通过增大复试权重的政策趋向也不足以弥补其中缺陷:第一关没进来的不说,即便是那些进入者也必然面临着选择专业的彷徨和混乱,同时就法律史而言,通常课程设置多在大一阶段,两年多之后的考研过程中又不需要有一点点涉猎。到了复试阶段,考法律史则考生无法回答,不考则何以判断他们是否适合做法律史专业的研究生?今年复试,匆忙上阵的考生对于法律史的基本知识都难以回答,最终四个名额却只有一个过关,老实说,这样的考试对于学生而言也是很不公平的。

  对于这样的质疑,有一种回应是,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免试保送生的方式减少选择的盲目性。不过,保送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是大可怀疑的。根据我校官方网公布的2005年度录取情况,免试生的数额已达到47名(其中本校30名!),远超过法学硕士生招生总数(110名)的三分之一了。保送生多,意味着通过平等竞争进入者机会的减少。保送生选拔的标准是本科阶段的考试成绩要名列前茅。但是,据我个人的有限观察,相当多的优秀学者读本科时的成绩往往只是中上而已,甚至由于前面提到的“偏科”原因,成绩有畸高畸低的情况。如果按照各门成绩都必须达到前几名,这些人当然就只能被排除在外了,结果必然是研究生中太多考试型而非研究型人才。

  我认为,在已经有了以实务人才为指向的法律硕士之后,法学硕士基本上应致力于培养学术人才。而我院现行的法学硕士招生考试制度是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的。在不久前有研究生院有关人员参加的我院教师座谈会上,绝大多数教师都表达了对于这样的制度的强烈不满,我也曾对为什么我们应当回归2003年前的考试模式系统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即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理由是这种研究生入学考试模式乃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意旨。这样的情况表明在有关学术制度的建立方面,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教师群体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退避,因此,我决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特此声明,并致

敬礼!


贺卫方 法学院教授

spanar 发表于 2005-9-6 22:27:00

编者按:2005年6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发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引起巨大的反响,因此为了搞清楚事实的原因,博客中国对贺卫方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表达不满

  博客中国:贺老师,您好,我是博客中国的,我们现在对您进行一次专访。您在今天发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发了这样的公开信?
  
  贺卫方:主要是研究生招生考试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去我们做多方面的努力。尤其作为学者吧,这个关系到整个学术制度的建设和我们下一代学术人的培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也是没办法的,借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一种希望甚至不满吧。
  
  
  博客中国:为什么贺老师要发公开信,而不采取其他方式呢?
  
  贺卫方: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在前段时间,北大法学院2004-2005研究生考试采取的是这样一种制度,但是这种制度有很大的缺陷。最重要的一个是考试的范围,抑制了我们研究生考试时应有的一种专业倾向。如果是考一个专业的学生的话,我们都知道一些他们希望将来从事某个方面研究的学生。他们可以在自己读本科的阶段,尤其本科的大三、大四阶段,他们都会非常用心的去进行特定领域的一种知识的积累,然后考试的时候也会安排,这门课非常重要,他们就会在这个自己有积累最擅长的领域中间发挥出自己的特色特长。过去制度一直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另外的一种尝试。想法设法的考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各种重点课程都要考一下,这样的话会导致一种问题。从事研究型职业的学生,他们未必是各个方面兼顾得很好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如果每个方面都达到及格或及格以上的分数,但是没有一个方面有一种特长,我不认为这样的学者适合做研究型的工作。

  还有就是保送制度,我对保送制度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保送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对许多人来说,坦率地说是个很大的梦想,尤其是在大学高考的时候,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原因,使很多考生发挥不好,他们就没有考到理想中的大学。有许多人,他们的梦想就是到北京大学来读书。保送制度就使这样人的机会减少。声明里提到的数字,是我昨天在北大官方网站查到的,我觉得已经达到比较不合理的程度。太多了,而且保送判断的两种标准,我这里只提到一种。那就是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各门的课程,尤其是主要的课程,考分都比较高,名列前茅,这样的人才能被保送。实际上,我们的经验表明,有许多优秀的学生,当年在本科阶段成绩却是非常不好。保送生过分偏向于应试型,就是说考试非常厉害,但做学问不一定很好。还有一种保送生就是学生干部、特长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保送是不合理的保送。这样出身的人很少有人能成为好的学者,所以我认为保送制度不合理。当然,这样的一种缺陷,从内部来讲,可以举出八条九条,但是对于外部的采访来说,单这一条就可以表明我们这种考试制度的缺陷了。
  

我有权利不招

  博客中国:你是否认为你有不招收的权利,而学校是否会同意?
  
  贺卫方:当然有这个权利。我也许想招的学生,有种种理由招不来,但是我不招总是可以的,我甚至辞职都可以嘛,所以消极的方面是可以去做的。
  
  
  博客中国:你打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恢复招收?
  
  贺卫方:只有考试制度恢复到非常重视培养学术人才,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会恢复招生的。
  
  
  博客中国:在您的公开信中,您说:“即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决策者是谁?你们北大决策有什么样的程序?
  
  贺卫方: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们在前不久开过一次教师座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涉及到法学硕士考试的问题,我的同事和我的观点非常一致,都认为目前这种制度是错误的。但是有关的部门似乎是已经有结论,再来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座谈会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东西。这样的决策者,包括大学的有关管理机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偶然的。其实我在自己的公开信里边,明确的表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教育部,他们对研究生考试制度,按照他们的意图去设计。研究生考试最重要的是要由教授们来决定。长期以来,这样的制度都被行政管理人员、官员们玩弄于掌股之间。严重违反大学自治、独立准则的。
  

变革不难

  博客中国:对你所提的各种缺陷,在现行的招生体制下,是否有补救措施?
  
  贺卫方:其实道理很简单,要改变也不难。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做出的考试制度是有它的合理之处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缺陷。事实证明,在八十年代,许多学者慢慢的脱颖而出。北京大学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是一个叫张隆溪的,他根本没有读过大学,但他直接考到朱光潜教授的博士生,后来这个人成为在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学者,现在在美国任教。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样的体制,可能这个人就会被埋没。所以要改变很容易,现在我们的有关制度总是变来变去,用土话说就是朝令夕改。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制度。
  
  
  博客中国:您在北大,陈丹青在清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体现出我们研究生招生体制上普遍性的失败?
  
  贺卫方:我觉得目前这样的一种体制,确实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像艺术专业的招生,还要去考一些跟艺术豪不关联的东西,做出陈丹青那样的决定,我觉得是值得去同情的。他也不容易做出那样的决定。因为他看着艺术方面非常有天分的人,被莫名其妙的标准挡在艺术学院的门外,而考上的人又根本不够格,这种情况让为人师者确实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整体性的反思研究生考试制度,全方位的考虑各种因素。比如我们的法律专业,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法学硕士,一种是法律硕士,法律硕士是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这种专业的招生在我们这已经远远超过法学硕士的规模,我们只需要根据这样的情况,来考虑来设计法学硕士的招生,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学术人才,我们要为将来的法学博士奠定基础,如果我们在招生的时候,不吸引年轻人进入到法学硕士的行列,将来的法学博士的招生又要以法学硕士为主录取的话,将来的法学博士甚至法学教授整体的素质就会受到损害。

大学就是教授

  博客中国:你提到大学的独立方面与教授的独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贺卫方:所谓的大学,按照西方一个学者的说法,其实大学就是教授。大学里边相关的管理,学术制度的设计,学术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大学教授的整体意志为转移。不可以说,大学变成外部权力干预下,听命于外部权力的一种群体或一种机构。所以我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努力追求大学的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样一种目标的实现。有许多人担心,过分独立会不会带来别的方面一些问题,比如说,不符合某些原则,不能接受外部权力的动员。我觉得一个国家,能够一声令下,全民都发动起来,这样的制度恰好最不具有稳定性。良好的体制下面,独立性恰好支撑社会的稳定,都会存在不同的声音,独立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使一个国家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既有稳定效益的独立声音,能给社会一种良好的对社会的矛盾冲突有合理解决的途径。西方的大学也好,历史上独立的知识分子也好,他们有重要的作用。除非有人过分强调弊端,而没看到大学独立带来的价值,更值得反思的问题。

有关方面没有反应

  博客中国:对你的公开信,有关方面是否已经有反应?
  
  贺卫方:没有反映,今天早晨刚刚写出来。
  
  
  博客中国:你以前你是否发过这样的公开信,有什么样的反应?
  
  贺卫方:以前写过一封公开信,各种网络媒体报道的比较多。
  
  
  博客中国:你的公开信在博客中国发表以后,到目前已达到2000多的点击率,四十多条网友评论。有的网友说你“发出很老师说出了多少老师敢怒不敢言的话”,对你的勇气很赞赏。有的网友把你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中国教育的捍卫者”。你如何看待这些网友的评论?
  
  贺卫方:这个太过誉了,我觉得我哪能达到,只是关乎学者本身的一种追求,一种价值观,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价值观,与这些问题是有关联的。所以当我们的权利,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一步一步被蚕食,被伤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将来总有一天我们生活的基础将会被彻底摧毁,所以我们必须勿以善小而不为。从教育本身来说,有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对这样的问题发出声音来。实际上不同意见对社会更有价值。

公民行为的表现

  博客中国:马丁·路德·金倡导“公民不服从”,您的行为是不是也算是公民不服从?
  
  贺卫方:也许。处境不一样,马丁·路德·金需要到牢狱里去进行这种不服从。但是,这样的意义在于。当一个社会有不合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表达、去反思我们的不满。也就是德国的法学家耶林说“为权利而斗争”。第二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如果大家面临不合理的东西的话都忍气吞声的话,不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包括整体社会的利益。
  
  
  博客中国: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是公民社会公民独立行为的表现?
  
  贺卫方:我想,是这样的。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总是倾向于更多元化的社会。大家有不同的声音,对同样一个现象,可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是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非常正常的现象。不同意见之间的一种互动、冲突、妥协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真正和谐,带来决策的更加合理化。
  
  博客中国:北大在蔡元培时代就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今天的北大离蔡元培时代有多远?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贺卫方:蔡元培校长所倡导的那样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实际上对北大后来的影响很大,包括后来的胡适。我觉得不应该忽视胡适先生所做的努力,我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起的作用是重大的,它的影响面波及到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中国的政治发展。直到今天,对于许多在北大生活的老师,甚至包括学生来说,这样的一种精神还是一种生生不息的。里边生活的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尽管现实生活中不仅如人意的地方,
  
  
  博客中国:您是毅然决然的?有没有顾虑过?
  
  贺卫方:没有顾虑,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太敏感的问题。
  
  
  博客中国:你这样的行动会付出的代价?
  
  贺卫方:我现在没有想到。我只是对制度框架的完善,做一点努力吧,我想象不出来这样的东西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后果。
  
  
  博客中国:你说自己是个弱者,弱者选择只有退让。你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很无奈呢?
  
  贺卫方:我自己前面说过,我自己了解。教师们的态度都非常一致,但是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我们只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愤怒吧。
  
  
  博客中国:这种行为是不是一种消极的抵抗?
  
  贺卫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抵抗。我并不觉得。虽然我们社会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已有很大的变化,大家并不觉得有权的人说的话都是对的,这个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有所期望

  博客中国:贺老师,对有关方面的反应是不是有期望呢?
  
  贺卫方:我从自己的同事之间知道,许多人都说这个非常好,说得非常对。所以我期望大家在一起开一个座谈会,了解一下大家的心态是怎样的,不要再开会以前就作出决策,而是一种真正民主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时代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博客中国:谢谢贺老师,接受我们博客中国的专访。
  
  贺卫方:别客气,博客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一种媒体形式,祝福你们,发展越来越好!
  
  
  博客中国:谢谢贺老师,贺老师再见!
  
  贺卫方:再见!

spanar 发表于 2005-9-6 22:31:00

贺卫方老师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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