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困难的新政治，我们也可从常识和政治哲学两路去叩击
陆兴华〖1〗还是要依靠BBC这样的媒体，一个社会才能象反复自照镜子那样，在一阵惊恐和迷茫后，重新整理出一个方向，找回自己。
人人在BBC里自己照自己，通过照大家来照自己，用大家眼光反过来照自己，再用聚焦过的集体眼光看全体和自己。
过去，记者和听众在BBC里作报道或听报道，都以Dear BBC开头，好象BBC是全体人民一样，是人民说给人民自己听一样。
过去参观过一个核弹防空洞，是最高等级的，是为消防队员和BBC记者留着的，据说是因为被核弹袭击后的最有用的两 种人，就是他们。议会被消灭了，让BBC来统治全国一点问题都没有，当天可通过电话投票。再说，让BBC来管理全国，也就是人民统治人民而已，有什么好奇怪的。
议会同意，向每家收听视费，搞出一个大家为大家的媒体来－－这是社会理论说媒体时的一个典型例子。
去年总共收得27亿，向全世界卖播过节目如那个著名的儿童节目得15亿，这就是全总运行费用。支出的情况是：每一小时电视剧50万，新闻节目每小时4万，天气预报每滚动一次65块，4万员工的工资和福利过20亿。它不断对听众也就是它自己说着自己的经营：最近要裁4千人员，督导委员会里的七个人拿了高工资，还在给自己发奖金；制作成本上不去，所以节目越来越不好看了，该提高收视费了，大家再不多交给，就要没人看了，现在整已落后美国的商业台十年以上。
〖2〗今天它开始了一个新节目，叫做《拿出你的发言权》（Have Your Say）。请了最高司法官员，反对党影子内阁的内务部长，伦敦警察总长，穆斯林精神领袖，自由协会会长和大报政治编辑，由一百个听众举手来提问和反问。一问一答之间，四十分钟就把由恐怖主义袭击引起的全民关注的许多问题澄清。
在这个节目中的共识有：恐怖主义者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没有关系，与非法移民没有关系，与英国以外的因素只有次要的关系。完全是与英国自己的关系。是英国人如果来对待英国人自己的事。还有一些听众认为与自杀爆炸者这些还是孩子的人没有关系，而与他们的父母有关系，与应该关心他们的人有关系。以上都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听众通过当场举手得出和结论，是在媒体见识以下的人通过自由讨论而达到的见识。
那个大报政治编辑Janet Daley自以为聪明，认为这些恐怖主义者是死亡崇拜，没法与他们讲政治了，应该充分认识到他们的可怕，更应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了，当场就被其他佳 宾和听众反驳：民主社会里人人可以信仰自己选择的东西，包括死亡。－－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坚持的看法。你想用死亡来妖魔化同类，最后是妖魔化了社会和你自己。一个人的生命与全人类的生命一样神圣；同样，一个人的死亡与全人类的死亡一样神圣。以死抗争，对于困局中的个人可能算是出路，对于留下的社会的其余成员，应算是一种集体的失败。这一点没有比涂尔干说得更清楚的了。总是某种集体意识和情感把极少数逼到无处找出路。
〖3〗民主社会的一大好处，就是它让每一个人都堂堂正正为自己说话。一个人坚持着自己的理性，与全体社会成员能够维持住理性是一样的。让每一个人自己去坚持理性，等于是全社会坚持住了理性。
伦敦警察在出事后慌里慌张请来以色列反自杀炸弹专家，先杀后奏政策居然还经议会表决，警察错杀了人后，马上回缩。辩护的理由竟是：在扣扳机的警员自己在一二秒钟里会作理性的决断，他身后是全体社会，他必须替全社会作决断，他会错，但我们只紧急情况下能相信他来替我们作出决断，他的责任我们要大家也就是全社会来分担。我们只能先这样相信他。
过去几周的报道里，我觉得BBC的政治记者里Mark Irvine的水平最高。他在报道中用的虽是警方公布的材料，但他时刻提醒听众，这事不复杂，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常识，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尽量想得宽一点，把恐怖主义者想象成我们中间的一员，不要用他们来吓我们自己，他们的罪行很可怕，但似乎不是针对我们哪一个人的。
〖4〗这种小议会格式的节目在中国也完全可以搞并搞好。我们应该相信，光这样的格式，就能说清一国之内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关键和主要矛盾。
相反我们却看到，朱学勤和徐有渔扮出大学者的派头，想来统一思想，却一张口，没有一句话不错乱的。这是为什么？首先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言论环境里，就是象朱和徐这样自以为很高明的人，也没有学会凭自己的日常理性或许就是常识理直气壮地只为自己负责地说话。
对一种政治原则或对一个政治－司法－伦理难题的澄清，在议会中进行，还是一个电视的节目中澄清，还是在一个大学课堂内澄清，还是在两个激烈争论不同意见者之间进行，只是一个体裁上的问题，其实都是同样地政治的。
中间都是一样的representation，都是经过层层的representation的。有时让人觉得议会选举都是走形式的：何必一定要选出一个能说会道的聪明人来搞政治的，在一帮打电话预约来参加的政治节目听众之间，就能摆明最难办的政治问题……
〖5〗如果要拔高模态，想从政治哲学角度来说话，那么，德里达的关于正在到来的世界民主，他的用一种‘将要到来的东西’来定义和规范我们当前的政治实践的政治哲学原则，是不可少的。我们必须向这种‘正在到来的东西’学习。哈贝马斯把这种用未来来规定当下的情形叫做Vorausssetzung：先设、预计、作为预先留出的政治游戏空间、或现在就可用的哲学或话语空间，先在哲学式的批判话语空间里讨论它进来。
这就要求我们有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我们不应停留在那种民族的政治哲学、单语的政治哲学。我们必须在各单语政治哲学之间寻求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式的政治哲学，必须尽早将民族－国家政治与世界主义政治一体地来考虑。
最困难的新政治问题，我们也都可以从常识和政治哲学两路去叩击。一百个普通听众的自由交往，可以得出象政治哲学家那样的负责和关怀的实践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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