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家档案 Otto Vowinkel
作者：Paul Fowles （此文刊登于英国Classical guitar 杂志2014年2月刊 ）
翻译：源志洪

　虽然迄今为止我已经积累了很多航空里程，但我从未忘记《古典吉他》杂志委派我做的第一个海外采访任务是在荷兰。最早是对Bert Kwakkel的访谈（发表于1992年的《古典吉他》杂志上），紧接着是Zwolle吉他艺术周的系列报道。回顾我去Zwolle的采访的过程，有件事历历在目—那次很多吉他演奏家参与了艺术周， Jakob Vlijm和Jan Bartlenma等许多吉他演奏家给予一位制作家很高的评价，他的名字就叫做Otto Vowinkel。尽管与Vowinkel先生有几次会面的经历，我对Vowinkel先生的工作的了解，只局限于“他的吉他很帅气，它那丰富且结实的声音和风格独特的外形相得益彰。”

在北京机场转机逗留了六个小时之后终于辗转到了Schiphol几场，当Vowinkel先生答应到机场“拯救”我时，我立马答应了！

“你会游泳吗？”当他把车子停在距离运河只有几英寸远且没有任何防护栏的车位上时，Vowinkel问道。
事实上，我不会。但这位先生证明了他踩离合器和他用凿子是一样地灵巧。带着这样一个初次见面的印象，我们穿行在这个给无数画家提供灵感的精灵古怪的老城--阿姆斯特丹，就像在Van der Valk的老电影里一样。

在Vowinkel的作坊里，我看到了几把处于不同完成阶段的吉他，体现出他对托列斯的五根扇形梁结构的偏好。有一把琴已经到了做法国漆的阶段，突显了cocobolo背板和侧板那惊人的美丽，这好像是Vowinkel的一个特色。玫瑰木好像也是他的偏好，但是，他并没有把巴西玫瑰木比印度玫瑰木看得更重，因为他并不认为巴西玫瑰木是制作吉他的顶级材料，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初期的几次明智的采购，让他有了充足的这两种材料的库存。那，他的职业生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出生于裁缝家庭的Vowinkel，初次享受职业生涯的成功，是餐饮这个行业。但到1984年，他准备转行。虽然他声称自己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木工训练或者相关的经历，但他还是能够照着Irving Sloane的书，做出了他的第一把吉他。令人愉快的是，我在采访的时候，正好有一盒Irving Sloane的旋钮准备安装到新鲜出炉的Vowinkel吉他上。

制作了一把就有第二把，Vowinkel很看重他制作的前十把吉他，虽然除了第一把之外，他并没有全部保留着这些作品，其他的都被陆续出售，有些作品迄今还“健在”。

成功不是立刻就来临的。但事实上，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做任何广告就能获得满满的订单，这意味着他的这个第二职业的是一个“有灵感的选择”。虽然Vowinkel吉他在英国并非常见的乐器，但他的成功并非只在本土市场。长期以来，他的吉他在日本倍受欢迎。中产阶级日益兴起的中国也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美国更已经是他硕果累累的“猎场”。最近的Vowinkel官网上展出了Benjamin Verdery等吉他名家演奏的试听音频。

Vowinkel从未被描绘成一个激进的实验者和革新家，在我看来，Vowinkel并没有远离托列斯的制作原则。当我试探性地问他是否同意最近Martin Fleeson所说的“托列斯总是正确的”这个论断时，Vowinkel似乎不置可否，他不是无条件地支持但也不反对。

但是，他坚决反对冒险地提高650厘米弦长标准，640厘米则是可以的范围。在所有的Vowinkel的音乐会吉他上，法国漆是标准配置，而在他的指导下，在西班牙制作的稍低型号的琴上，则很少用法国漆。价格随着供应链的变化，也会产生变动。如果直接向他的作坊定制一把音乐会吉他，净价也会超过6000欧元。

最后，我要感谢一个人，多年以前，他给我提供了第一波的荷兰联系人，他就是John Mills。
注：约翰 米尔斯，1947年生，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吉他教授，现退休，居住在新西兰。